不是所有人都想离开。距外滩1公里、轨交、医院,安全感和记忆都在这里。
但征收的结局,最终无情还是导向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留下来”:当这块地块启动征收时,签约率达标使得“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的律令得到贯彻,使得部分个体房屋产权利益被漠视。目前,18街坊内公益坊、武海小区仍有8家被征收人未同意签约。
目前,被征收者分散至各处:有就近求医需求而长期在外租房者,有等待期房的过渡者,也有部分签约者搬入宝山虹口交界处的江杨南路“中心城区最大的保障房基地”彩虹湾。
离开这块地方最近的人,是公益坊80号被强制腾空的钱林宝。
在心理上,或许她未曾远离这栋花费了20多万翻修的独户小楼,准备好三代同堂。儿子曾在这个小楼为母亲的混血身份设计了一间榻榻米茶室。但是,出生不过满月的第五代婴儿没住多久就匆匆在拆除敲打声中“撤离”。
“1950年代(我们在)同心路张家宅的那块土地早就没了,公益坊是最后一个窝,也没了”,她说。
2016年4月,不确定自己何时会被强迁,钱林宝和邻居们在厨房里和法国格勒诺贝尔城规学院的10多位教授、师生一起和面、包饺子,后者在公益坊实地体验“上海石库门”。那天的晚间派对照明,电源也是从钱家屋里通出来的。
离开这块地方最远的,是同样未签约的姚永生。他上海无房,暂寓无锡。2015年,这个退休的“片儿警”在那栋红砖建筑的宽大阳台上说起了一些“上海老百姓不大知道的轶事”:已步入老境的,当年插队新疆、黑龙江等地的回沪知青为争取“与上海人民医疗、社保同等待遇”不停地常年抗争。
他还平静地谈起自己无爱而孤苦的童年,工作时碰到“三教九流”,“上海人大概不晓得的,那时候我工作的地方(黄浦区某警署),叫‘黄庙’”,他哈哈大笑起来。
3年前的报道中,70多岁的蒋梅丽曾渴望寻找不知是否尚在人间的“飞虎队”堂兄蒋达堂(Richard)。离开公益坊的两年来,她连续动了两次腰部手术,几乎动了另一场诉讼的念头。虹口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失误”让这个体弱的人恢复得如此艰难,很难踏出居处,抑郁的情绪一度折磨着她。
小提琴制作者周晓山照顾着术后恢复的妻子黄美玲,但2017年他自己也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手术,但心态积极。他常出外拍摄上海建筑,今年7月又如愿成为中国乐器协会提琴制作师分会会员。
“2年前我都已经做好功课了,有至少二位同仁给我作推荐人”。制琴梦,还要继续。
陈达芝爱在虬江路淘交响乐碟片,但安置大居彩虹湾的出行条件早已今非昔比。新居的第一个春节,竟意外地在腰伤卧床中度过:65岁的她骑共享单车出行,被社区自动开阖门撞落。该大居周边无临近轨交(2017年2月上海电视台报道最近公交站21路距2公里左右),2018年新设站160路、151公交车受沿线殷高西路的货运铁轨影响,出行仍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