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空间》35辑:无覆盖空间系列之城市广场规划设计与实践
对于建筑师而言,不管他们意图如何,最终无一例外地发现,定义自己的不是个人的艺术风格,而是驱使富豪和掌权者雇用建筑师来重塑世界的冲动。
——迪耶·萨迪奇
中国城市正以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变化着,城市广场被几乎所有城市当作标志性建筑空间给予高度重视。而在一个缺乏广场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广场建设,这既意味着对传统城市空间的破坏,同时也意味着旧生活方式的变革。如果我们确认城市空间与特定的文明方式相联系,当代中国的城市广场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奇异社会现象,它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从封闭、集权走向自由、开放的艰难转型。一方面帝王时代权力敬崇的封建余孽处处留下深深印迹,另一方面物欲横流让金钱的威力得以充分的展示;这两种因素控制着城市建设的主流,普通百姓的生活空间在其间艰难地扩展着。
面对着空间使用者的集体失语,城市广场的发展动力及其社会角色成为了难以规避的关注焦点。作为移植物,当代中国城市广场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有着形式上的渊源,也与当今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紧密相关。
一、回溯: 营城传统与西方开放空间的结合
城市广场源自欧洲,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体现了一种共同生活的理想。作为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元素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欧洲城市广场对城市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广场甚至先于城市出现,成为城市产生的起点,城市空间的拓展以及格局都以广场为核心,广场成为城市生活的缩影,也因此被称为“空间领域里的社会发明”。
早期的城市广场源自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一种开放的、需要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民主机制;它建立在以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为内涵的社会交往基础之上。从古希腊孕育民主理念的市集广场(Agora),到古罗马彰显王权地位的帝王广场(Forum);从中世纪充满生机的集世俗与宗教于一体的集市广场,到文艺复兴直至巴洛克时期理性的视觉空间;从古典主义时期通过和谐、均衡渲染的集权广场,直至今天反映平等、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现代新型城市广场,作为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广场自始至终延续并展示着欧洲城市生活中的公共精神,它也因此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还充满生机。
相较西方的城市,中央集权以及孔孟之道共同架构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体制,这一特征直接映射在传统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里。没有广场,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中央的皇城、府城,空间组织采用严格的对称格局,与欧洲集权时期的城市广场竟也异曲同工。但中国城市的封闭特征与欧洲城市的开放个性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单一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传统城市既无法自行孕育出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也不拥有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城市广场。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渗入才引发了中国城市广场的建设。西方“成熟”的城市空间理念以一种“先进文化”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城市中;但西方人带来的只是城市的空间理念,而不是社会生活的理念。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城市广场开始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城市的面貌,只是这种改变仅止于表象,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个躯壳。沙俄占领旅顺时期(1898—1904)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圆形广场和放射形道路继承了欧洲巴洛克和古典主义的遗风。而国民政府在上海制定的“大上海都市计划”(1929),则真正拉开了中国人自己建造大型城市广场的序幕。为了与西方的租界抗衡,巨大的中心广场反映出将西方的开放空间理念融入中国城市的努力尝试,轴线对称的原则不仅体现了那个时期西方城市建设的普遍原则,也同时符合传统中国城市的严格制式。但这里呈现出一种角色的转换现象,中国城市的空间造型原则第一次运用到了开放空间系统中,二者在形式上却也出奇的吻合。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建设,中国人才实现了在上海未遂的梦想,超大的空间终于将封闭的古城引向开放,严格对称的空间格局延续了帝王时代的城市轴线。直至今天,天安门广场都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最重要的榜样,它体现了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特殊感情,它既延续了封建帝王的营城传统,又结合了西方专制时代的城市空间手法,同时还迎合了中国城市逐步走向开放的社会现实。因此,城市广场在中国的出现方式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营城传统中对等级、秩序的尊崇与开放空间至上的西方城市建设模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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