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服务阶层的员工,在收入上也受到其他都市区的挤压。在物价低廉经济实惠的城市里,他们的工资同样不高。而在昂贵的都市区,由于房产费用过高,有反过来蚕食了服务类人员获取较高薪酬的机会。在全国超过五分之一的城市地区,即82座城市里,服务类工作人员每年的薪酬除去住房支出后,剩余不到18000美元。这种情况在洛杉矶、圣地亚哥和华盛顿特区这类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地区如此,在奥兰多、迈阿密、杰克逊维尔和拉斯维加斯等次昂贵的阳光地带城市也一样。
因此给美国6500万服务阶层工人的低工资,是该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曾经牢不可破的中产阶级阶层以惊人的速度衰落的核心原因。然而几乎所有关于在美国创造良好工作的讨论,都集中在试图将更多的蓝领制造工作引入美国,或者利用教育将更多的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人员提升为知识、专业、创意类工作。这两项策略虽然令人钦佩,但它永远不会为数以百万计需要好工作的美国人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即使更多的工人继续进入创意产业领域,我们的经济仍然需要很多服务工人。
缩小美国经济鸿沟和重建中产阶级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升服务阶层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这其实曾经发生过。20世纪上半叶,美国成功地把工资较低的制造业提升为中产阶级工作。亨利·福特(Henry Ford)破天荒地发起了每天五美元的薪酬政策,蓝领工人即便在装配线上工作也能购买汽车。当时政府还制定了新的劳动法,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集体帮助工人声讨工资。那些生产企业也制定战略帮助员工提高质量、生产效率并最终分享红利。这在当时创造了双赢的结果。
今天,美国对于服务类工作的提升和改善,也同样可以做到和当年蓝领行业类似的改善。许多最好和最成功的服务公司,如Four Seasons,Zara、Whole Foods、Costco等大企业都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Zeynep Ton 教授的《好工作战略(Good Jobs Strategy)》(https://www.citylab.com/life/2014/03/case-paying-service-workers-more/8506/)。即当工人付出更多代价时,应给予其更多的参与决策的能力,更多的内部职业发展提升的机会,公司为此将能获得更多的一线创新、更好的客户服务、更高的生产力以及最终获得更高的利润。
在历史上最富有的社会,都能为其数以百万计的服务阶层就业者提供岗位应得的工资,使他们能够为其子女提供体面的生活、合理的通勤距离和时间,并为子女大学教育和自己退休存上足够的钱。
改善服务阶层的工作是我们时代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