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理环境从天然洼地到人工湖淀到北国江南。从自然地理景观来看,这一地区在唐代以前长期保持着太行山东麓拒马河与滹沱河之间季节性低湿洼地的自然形态,并无长期稳定的大面积湖淀景观及成规模的人工经营与利用。直到北宋时期,为限辽骑南下,依托湖泊密布、水网纵横的自然地形,修筑起东西绵延八百里的大规模人工塘泊,形成北方边境水上“塘泺防线”,也奠定了后世白洋淀淀区的基本格局。金元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开发、水利与乡村建设等,该地区的景观面貌又从水上军防工事逐渐转变为北国水乡景观。可以说,大尺度的国家工程建设是这一地区自然景观变迁的最主要驱动力。
(2)区域地位从边陲地区到北边前哨到京畿腹地。雄安地区的区域功能地位与其和国家中心(都城)及边疆的相对关系密不可分。唐代以前,国家中心长期稳定在长安-洛阳地区,雄安地区地处东北边陲。宋辽对峙时期,位于都城开封北方的雄安地区显示出北边前哨的战略地位,战争时期是宋辽对抗之区,和平时期则是双方交往、商贸往来地带。因此北宋时期成为雄安地区人居环境营建史上的重要一页。金以后,随着国家中心稳定在北京,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京畿腹地,为京师提供经济、交通、安防、景观休憩等方面的支撑。可以说,国家在不同时期对雄安地区的功能要求,决定性地影响着该地区的人居环境建设和面貌。
(3)人居形态从地广人稀到边地人居到城乡网络。距今万年以前,该地区已有早期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已出现城市。但自然环境尤其河流水系的频繁变动以及战争活动等因素,制约着人居环境的稳定发展,人居建设呈现出地方性特征。北宋时期,伴随国家边防工程建设及大规模军事屯田,该地区的道路开辟、城池建设、商业设施等均有发展,领县政区中心城市的选址基本稳定,城池规模确立,但总体上表现出边地人居规模有限、城防先行的基本形态。金元明清时期,随着京畿人口充实、农田水利发展,该地区进入城乡人居稳定发展的新阶段,重视文教环境与地方风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