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保护与提升工作,不仅与地方区域发展有关,也关系到地方日常性生活。跨尺度;跨专业;富有想象力、穿透力的设计思维尤为关键。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专业团队完成的。
作为保护与提升工作的长期从业者,架构设计支持系统,以引领多团队多智力共同工作,成为了我们寻求突破的重心。
老城不要功能分区,要穴位针灸疗法
老城不要机械原则,要开放共和组织
空间决策——启动性设计基础
我们的切入点在老城空间重新构建分类分型,打破只重保护的固有思维,创造出设计机会,并使保护和设计相互匹配和互动。

我们把老城里的空间类型进行重新分类,包括文保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无风情的新建住宅、闲置空地、坍塌建筑。在空间启动上,我们与常规规划恰好相反,首先选择倒塌的房子和闲置的空地作为工作的入手点。这些空间有危险性;收储相对便宜;更重要的是曾经生活在人已离开,他们与地方的关系变弱,人与空间的关系可借此重塑;或是空间本身没有人,不会产生与人的冲突割裂。因此最衰败的空间,反而更容易产生积极性。我们把这些空间称为老城复兴的“缓冲区”。
针对不同类型的缓冲区,提出设计策略,而设计的目的是启动和示范,让我们可以从容开始、得到可实验性的探索机会。


举个例子,比如泉州很多老城古镇都有番仔楼。这种经典的建筑形式就是当年破房子在重建时设计的结晶。华侨荣归故里,他们看到自家的祖屋大厝已经破败原址重建,出资兴建新房,利用红砖等本地元素结合南洋风格,在不断的尝试中,设计出独特的地方建筑。

有趣的是,此时我们看到,彼时番仔楼和红砖大厝的对话期、生长期,有机会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说的复兴机遇。通过坍塌的房子和闲置空地,作为我们设计的基础。让地方政府和居民看到新的机会。回过头来,与风貌建筑再设计、再融合。在实践中找到更多办法,让老城重新赢得人心。

政策制定——可持续性设计保障
空间决策开启进入老城的入口。老城工作是长期的、日常的、动态的。能否可持续的推进则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才能转化为内生的动力。特别是进入老城工作的攻坚时期,政策支持显得至关重要。
“保证空间设计能够推进,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与地方协商。成立设计促进中心,收录设计师名单,建立设计师资源库;制定设计方法的奖罚制度,规范与树立“好设计”的引领标杆。配以固化设计单元总包机制,采取固定预算包(每年固定设计经费,分年度实施)和采用退坡机制(每年固定设计经费不变,补贴比例逐年递减)。再利用评判机制,以激发设计师积极性、用户参与决策意见、项目推进权责明确为目的。实行给设计打分机制,业主、经营者、设计促进中心三方共同参与,对设计建造成果共同评判。保证以上机制的执行,还需要按年给予补贴。”

政策到处都有,比比皆是,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案例。每个区域有共通的方法,也有独特性,适合自己的政策才是王道。政策制定了却无法推行。大多数治标不治本的原因是,本地化的制度政策创新性不够,没有创新性就意味着这件事是假的,就不是在制定政策。
推动政策的执行,要有青年中间人(团体)——在地盟友,而规划师另外一个身份是作为陪伴者,分享传递、共同创造在地政策。去文本化的可持续性的工作本身,就特别需要盟友的转化工作、二次输出,因为只有他们熟知本地法规,行政流程以及民意,只有他们能尝试突破现有机制,“接手”此类策略性、设计性、政策性的工作,最终转化为地方语言、政策法规。
每到一个老城工作,我们都会积极挖掘、组建在地盟友。有60、70后,80、90后各种年龄层,他们中间有返乡创客,社区意见领袖、社区基层干部、政府青年工作者、政府领导。正是因为不同的工作身份,带来真实而多样的视角,在地盟友的活力所产生创新氛围,足以改变一座城市。
政策制定犹如一把利剑,只要是开放性政策制定。积极、优良的发展要素会自动聚集,赢的发展机会。
“以保护为前提,打开设计局面,赋予可持续性机制,设计支持体系也许是打开老城复兴的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