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车这个源头来控制停车需求,是一些城市能够很好地解决停车问题的法宝。这方面公认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城市是新加坡、东京、香港。东京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下面简单说说新加坡和香港。
先说新加坡。新加坡实行严格的拥车证制度,这项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其需求管理的典范。
早在1990年,新加坡就推出了车辆配额系统(拥车证),政府根据道路网容量、车辆年增长率、过去半年报废的车辆数以及发出的拥车证来综合计算调控目标。只有先通过竞拍方式获得拥车证才能购买新车。
新加坡的拥车证非常昂贵(约合人民币20~30万元),而且并不是一旦拥有就长期有效,而是有期限的。拥车证有效期仅为10年,到期后可通过支付到期前3个月拥车证的平均竞标价格,将有效期延长5年或10年。
除了取得拥车证需要昂贵的费用外,新加坡的拥车成本还包括高昂的进口关税、注册费、保险费等。从实践来看,高拥车成本有效地抑制了停车需求和出行需求。
通过拥车证制度的实施,新加坡车辆平均年增长率由2001年前的7%降至0.5%的低水平,2014年与2013年相比甚至出现了下降,从而有效抑制了停车需求。
再说香港。香港从1974年开始,按照“谁使用、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实行“车辆首次登记税”和“牌照费”政策。
“牌照费”按照每年或每四个月收取,加上停车费、燃油税等费用,每个月的养车费用约在1万港元左右。
香港通过实行车辆登记税和牌照费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汽车的增长和使用。
回过头来说北京老城。老城现在的道路交通空间资源极其有限,未来新增的停车设施也已经非常有限。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既有历史欠账,也有新增需求。目前来看,解决历史欠账已经难上加难,更别说弹性的新增需求。老城未来要风貌、要环境、要品质,而这些是需要空间支撑的,尤其是公共空间。没有空间资源,什么都是空谈。现在老城很多公共空间已经变了味,变成了私家车的停车空间。那么,如何释放空间?如何还原空间的公共属性?那就至少需要纠正不合理的停车行为。但即使这样,能够释放出来的空间还是非常有限,因为还有更多的合理的刚性停车需求,这些需求才是最难解决的。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从车辆拥有这一源头入手,按照科学合理的拥车水平来引导和调控市民购车,从而调控好停车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停车有序、可控,才能真正解决停车问题。
综上,我认为北京市应该尽早研究制订老城区特有的机动车拥车政策,这项工作可以说越快越好。否则老城的停车问题难以从根源上彻底解决或有效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