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朋友在长江中游的一处自然保护区内做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保护区的水域内生存着中国特有的淡水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极度濒危,有水中大熊猫之称。为了保护这一区域的江豚生存环境,沿江两岸严格禁用农药化肥,甚至禁止了包括捕鱼在内的一切在水上生产活动,以严格确保水环境安全。
保护区内有几百亩稻田,在严格的管理下,已经成为区域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为了让本地农民增加一点收入,到了收获的季节,这位朋友拿着稻谷去申请有机认证,却被管理部门告知,根据检测结果,这里出产的稻谷中有某种营养成分没有达到有机农作物的标准范围,因此不能被批准为合格有机农产品上市销售。而同一批次送检的东北某农场的稻米产品,则顺利通过检测。那是在一片数万亩规模的肥沃黑土地上,由专业农业公司进行现代化种植和管理的优良品种,在营养价值上自然要远远胜过长江岸滩边那几亩薄田上的产出。况且由于农场的规模化优势,可以承受更具竞争力的销售价格。就这样,在“水中大熊猫”江豚栖息地保留下来的这么一点点大米,被来自东北农场的海量大米打败,从有机稻米的货架上出局了。
原本为确保底线而设立的标准
却诱发了不顾底线的行为
在十年以前,中国乳制品行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污染事件,主角是三聚氰胺,一种无色无味的化工原料。有些奶制品企业的奶源地分散在周边乡村,各个养殖户生产的原奶品质不一,但相关标准中规定了牛奶的氮(蛋白质)含量合格线。为了让原奶中的氮含量达标,原本是用作防水剂的三聚氰胺,被奶贩子们称为“蛋白粉”,放入了牛奶中,用于生产儿童奶制品。直到大规模的儿童中毒事件出现,三聚氰胺才被紧急列为禁止用于奶制品的添加剂。这样的标准,能保证的仅仅是让我们吃到通过标准认证的食物,而不是食物本身的靠谱承诺。
农业的相关标准体系至少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对应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另一边是对应食品的消费标准。这两边的角色不同,制订标准的出发点也不同。更何况,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国内外的各类标准层出不穷。单单是关于有机的认证标准,就是一个无比庞杂的系统。如果要一个普通的有机农业实践者提供一个完全符合相关标准的农产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陕西的袁家村,一度成为国内乡村发展的典型案例,当地农户在自家门前摆摊卖货,在门上挂个牌子,赌咒发誓,证明自己卖的土特产货真价实。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合理,效果如何;但至少,这是卖家对买家的个人承诺,而不是躲在所谓的“标准”背后,摆出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
制订标准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和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提升,守住底线。凡是标准,就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做什么事情,以及不可以做什么事情;照章办事,总归没错,但在这个范围之外,会遇到更多的情况是,哪些事情没有规定不可以做,以及哪些事情没有规定可以做。这时候应该怎么决策,才真正考验管理部门的魄力和眼界。
单一标准下的大者恒大
抹杀了农业领域多样化的可能
在这个以农产品的营养价值量化作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下,单一品种的规模化种植户优势明显。选择单一品种,就可以针对性的改造环境,投入设施;规模化种植,就有成本优势,可以不断提高技术和资金的投入。 但是,大部分生态种植和环境友好农业,都是基于对现有环境的尊重和利用,在适宜的地方种相应的品种,避免单一品种和规模化种植。对于自己动手亲力亲为的有机农业实践者们而言,由于种植量太小,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支付有机认证的成本。
在农业相关的领域,越是量产的,规模化的 ,单一类型的,就越好对应和执行一刀切的标准;典型的如农业补贴的政策,种什么品种可以拿补贴,种多少量可以拿补贴,简单而清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产能越大,标准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被现行的标准体系认可,也越容易拿到各级资金补贴和政策支持,从而更具成本和价格优势;而小规模的生态种植,尤其是因地制宜的多样化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具备规模化的成本优势,再加上不容易被标准体系所认可,就会被迫面对本不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完全不对等的竞争对手。
中国南方
复杂的地理环境对应形态各异的生产方式
中国的自然环境复杂,在耕地大规模集中的地区,天然适宜规模化和量产,甚至承担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底线,当然应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制订相应的衡量标准;但在水网纵横的江南水乡,或者地势起伏的丘陵地带,尤其是靠近城市的农田,现在已经成为了维系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甚至已经不属于传统农业生产的范畴,不应该再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待和评价。
案例:一座全球城市
对农田的理解与期望
上海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98%,是中国最具都市感的地区。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了上海有50%的面积保留为生态用地,其中包括了超过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农田,相当于上海市域面积的五分之一。农事是中国人的基因,中国的农业,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生产行业,而是贯穿始终的生活方式。
农事是中国人的基因,中国的农业,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生产行业,而是贯穿始终的生活方式。哪怕是在 寸土寸金的全球城市,农业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农田的两种文化
一座超大型城市旁的农业用地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尽端,在上海西部的青浦/松江等区域,水网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环境,这里是上海成陆最早的区域,人居历史久远,延续千年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亦保留着江浙地区传统精细化农业的特征,是诸多上海本地原生种质资源的分布区域。
青浦练塘镇出产的本地蔬菜
在以原南汇/奉贤/金山为代表的上海东部沿海区域,是大片由江河冲积而成的滩涂地带,历史上出现过大规模的围海造田,人工开凿的笔直河塘与大面积的均质化农田是这个区域内的典型地貌。伴随着上海这座都市在一百年间的崛起,这部分的土地以规模化和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为主,用以满足都市成长中所需要的基础保障,与上海西部的传统小农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海南部的商品化农业传统
但是,在上海的农业,显然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以农产品生产为目标的第一产业。作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长三角拥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具效率的生鲜供应链,已经可以满足大型城市的日常需求,上海的农业作为城市基础供应保障的任务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正是因为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都市,农业在其中扮演了远远超过农业产业的角色。
上海的原生品种农作物以及相应的传统食物 ,是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里的景观农业,是中国特色文化与国际生态观的重要体 现。位于上海最东端的崇明岛,曾经拥有上海最大的国有农场,今天的崇明,仍然是上海农田面积比例最高的区县,在明确了国际生态岛的定位之后,已经成为上海走向全球城市之路的重要IP支持。
K11的迷你农园和养猪场一度成为这座城市的时尚地标
可以说,上海对农业的态度,是中国农业生态文明面对世界的展示窗口;农业对于上海,是一座全球城市的特色文化魅力。上海农业的意义已经远非传统产业标准所能衡量,甚至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这恰好是中国传 统生态农业文明在当代价值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