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期的英国规划学界发展概述
Framing Turbulence in the Academy: UK Planning Academics in a Period of Change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8, 88(5): 557-577
作者:Huw Thomas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英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转型,包括规划学者在内的学术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变革会对专业课程的内容产生潜在影响,其本身的不均衡性、差异性、多因素性都意味着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处理。规划院校在其中的角色更为复杂,且必须对教育变革作出反应。文章认为,外界环境的变革对规划学者的身份、作用以及规划教育的宗旨本身都有影响,并且可以在制度主义框架下得到有效解释。规划学者可以在变革中发声,但前提是了解制度传统。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评估学界对高等教育传统的熟悉程度,以期在未来更广泛的教育变革中更有效地参与进去。问卷的一些回复已经对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作用、大学的规范性原则作出了解答,但是这些信念并未深植于更广泛的制度传统之中。作者认为激进的制度变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学者的专业身份,而规划学者无须成为教育史或理论方面的专家,只需要理解当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性原则,并预见其未来发展趋势。文章虽然基于英国规划院校的制度变迁背景,但也面向北美、北欧等国际受众。关于英国规划院校的未来发展重点和困境,目前已有许多论坛、期刊、学会进行过讨论。作者旨在提供一个框架,鼓励更多的相关人士思考规划教育的前景和大学教育的本质。
中国后毛泽东时期的国家再尺度化、政策实验与路径依赖:一个动态分析框架
State Rescaling,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Path Dependency in Post-Mao China: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源自:Regional Studies, 2017, 51(10): 1580-1593
作者:Kean Fan Lim
推荐:张衔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xchun0127@yahoo.com
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流范式建立在西方以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等为代表的国家空间尺度重构理论之上。主流学者基于国家再尺度化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中抽象出“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分析框架。
本文作者认为该理论在解释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累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的变迁(即由国家主导的累积体制到以城市为基础的累积体制)及发展过程中的管制特征上,机械性地归纳为“升高”或“降低”导致简化了政治经济变化的复杂性。对于国家再尺度化理论的中国化理论实践,作者提出四点批判。第一,不能将毛泽东时代简单等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以空间均衡为主导。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作为资源分配的主导尺度,强调平均主义发展模式,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也由此产生,并且制度上的不平衡导致分配不平均,最终导致城乡发展不平等。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与区域政策依然是重城市,即以城市为基础,城乡二元结构并未改变。因此,将城市—区域(city-region)论断为新国家空间在中国尚不成熟。第三,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了政治性,具有多重政治矛盾引发的动荡与波折,体现为中央政策与地方应对之间的结构性张力(structural tension)。这与西方国家再尺度化理论以“国家战略”为视角的分析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第四,中国的政治重构过程是与以地方为基础的政策实验的过程相交织的。基于这四点不足,作者将国家再尺度化、政策实验与路径依赖三个结构性要素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以揭示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路径与内在机制。该框架强调一个同时以地理上特殊的制度形式和企图超越这些形式的实验性尝试为特征的综合发展模式。
相关阅读
期刊导航(2018/2-3)
期刊导航(2018/2-2)
期刊导航(2018/2-1)
期刊导航(2018/1-3)
期刊导航(2018/1-2)
期刊导航(2018/1-1)
排版:赵大伟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