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8)04-0044-09
【中图分类号】TU981;K9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80408a
【作者简介】
王 立(1984-),男,博士,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薛德升(1969-),男,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会理事,本文通信作者。
【修改日期】2018-04-0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与地区合作项目(41320104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XDJK2017C006);西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SWU116054)。
精彩导读
【摘要】 与欧美世界城市相比,中国世界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基于此,选取柏林和广州作为案例城市,对其跨国空间形成过程与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1)柏林和广州跨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都受到历史作用的深刻影响,空间主导职能经历数次变迁,最终混合、杂糅进各类型跨国要素并与地方发生相互作用,二者都不是单一要素作用下的产物,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综合演变的过程。(2)形成机制方面,柏林波茨坦广场是一种跨国政治历史层累下的亚文化复兴更新机制,政府与国家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空间职能和景观的每一次变动都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和政治因素的考量,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模式;广州天河北则遵循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跨国空间生产机制,中央政府、城市政府、社会、市场通过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和创新频繁地发生互动作用,以“国家全球主义”的方式供给跨国资本盈利的市场、营造跨国阶层城市生活的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市场供给模式。
【关键词】跨国空间;世界城市;演变过程;柏林;广州
FORMATION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N WORLD C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BERLIN AND GUANGZHOU
ABSTRACT: Compared with world c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world c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of huge difference. Taking Berlin and Guangzhou as example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ransnational space, drawing the following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n both Berlin and Guangzhou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ir own historical elements and interaction, they are not the outcome of single element but a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as their leading spatial functions go through a number of changes and lastly blend into a variety of transnational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with local regions. Second, as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Potsdamer Platz in Berlin is a subcultural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mecha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It is a typical state-oriented mode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each change in its spatial function and landscap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e’s role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contrast, Tianhebei in Guangzhou complies with the transnational spac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t is a representative market-supply mode in which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municipal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gradual reform and frequent innovations, to provide a profitable transnational capital market in a “national globalism” approach and to create a transnational urban living space.
KEYWORDS: transnational space; world city; evolution process; Berlin; Guangzhou
引言
世界城市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热点研究问题一直由欧美学者主导,多以欧美城市为案例,对中国大陆地区的世界城市研究关注较少[1~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越来越多非欧美世界城市的发展现象和问题得到重视[4]。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与研究渐趋多元化,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世界城市的崛起为世界城市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5~8]。近10年来,以大事件举办与巨型工程建设为动力的中国世界城市的发展尤为突出[9],中国的国家政府与城市政府也在积极力推一些城市建成世界城市[10]。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积极努力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①,城市内部空间孕育出新的空间类型——跨国空间[11]。跨国空间的出现成为中国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现象,族裔聚居区[12]、国外餐厅[13]、咖啡馆[14]等跨国文化特征聚居的社会空间在城市内部空间嵌入,并与当地文化环境发生互动—重构[15]。此外,跨国企业、跨国移民、跨国文化场所等具有非本土化特征的经济、社会、文化载体融入中国世界城市,其内部空间在演化的基础、条件、环境、动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些具有跨国现象的功能要素表现出世界城市跨国空间的共同特征[16]。它的出现、发生、演变是在重复着欧美世界城市的路径,还是表现出差异性?基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比较中外城市在跨国经济、跨国社会、跨国文化、跨国政治要素作用下跨国空间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化过程,为此,选取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和中国广州天河北两个案例地进行深入剖析②,以期促进对全球更多区域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发展特征和模式的研究。
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案例地
2.1 理论视角与相关研究
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水平最为显著的城市。弗里德曼(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明确指出,城市在嵌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将对其内部空间产生深刻影响[17]。萨森(Sassen)认为,世界城市集聚了从事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精英阶层以及为其服务的生活服务业人员。两类不同阶层的迁移超越国家边界,在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间进行着持续的流动、迁移,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以及社会空间极化[18]。马尔库塞(Marcuse)在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内部空间变化时指出,以职业变化、分化、重组为特征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城市全球化中空间发展的动力。因不同城市的历史背景、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种族结构及在世界(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故全球化空间类型存在多样性[19]。此后对单个世界城市的内部空间研究主要表现为跨国要素聚合下的新空间类型的产生与发展[20]。
跨国空间是最为典型的一种新城市空间类型。具体来说,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是在城市环境中产生的一类连接“地方”与“全球”的枢纽区域,是跨国经济联系、跨国社会流动、跨国文化交流以及跨国政治相互作用的密集区域,集聚分布着众多的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21],在世界城市中尤为明显,典型的有跨国公司总部[22]、巨型工程空间[23]、国际机构驻地[24]、生产性服务业的办公区[25]、跨国资本主义阶层空间[26]等。跨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的影响,二者缺一不可。跨国实体要素是跨国功能要素的承载体,跨国功能要素需要借助跨国实体要素才能产生相互作用,二类要素是世界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单元,也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连接产生的必备条件(表1)。另外,有学者将跨国空间的概念泛化,将跨国空间引向宏观尺度的边界区域[27];萨森将城市视为跨国空间的主体,而不是国家[28];斯科特(Scott)提出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29],将跨国空间“都市区化”。本研究所指的跨国空间为世界城市内部出现的具有跨国和国际特征的区域。它往往凝聚了这个城市最为精华的代表性空间要素,暗含着城市社会变迁和空间重构的发展过程,也是城市内生和外生力量消长、组合、嬗变最为集中的地方。
Tab.1 Constituents of transnational space
与跨国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跨国实践,具体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各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它对“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有重要影响,两地由于跨国实体要素的作用频繁进行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互动。跨国实践是由跨国行为体完成的,跨国行为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机构以及个体群体(移民)四个层面。跨国实践往往是这四类行为体组合作用产生的,当然也存在着单一要素的作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四者相互间形成作用网络共同作用(图1)。
▲ 图1 | 跨国实践的行为体网络
Fig.1 Actors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practice
2.2 案例区、数据来源与研究过程
2.2.1 案例区域
本研究的案例区为柏林的波茨坦广场③和广州的天河北地区。波茨坦广场位于东边的柏林行政中心与西边的商业中心之间,处于柏林市繁华地段,历史上也是柏林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区域。天河北地区东至天河东路、体育东路一段,西至天河直街、体育西路一段,南至天河南路,北至大都会广场、耀中广场和中信广场一带。该区是商务办公—高档商业—高档居住的混合城市形态。将波茨坦广场和天河北作为研究区域,是因为其在三个维度上具有代表性:(1)区位层面,两个案例地皆处于城市中心位置,是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集中区域,是跨国文化影响和跨国资本进入的前沿区域;(2)空间层面,两个案例地的空间形态、结构功能都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叠合和变化,有助于深层把握跨国空间的形成演化过程;(3)时间层面,两个案例地的跨国空间都经历了长时段的累积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具有长期的历史作用。总之,这两个案例地具有典型的推广效应和代表性。
2.2.2 数据来源
限于柏林和广州两座城市统计数据的不对称以及统计口径的差异,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在两座城市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此外,有关柏林和广州跨国活动、跨国事件的新闻报道、规划文件、时政评论等二手数据和材料也是本文的数据来源之一。关于广州天河北的二手数据来自《广州日报》、《南方周末》、《南风窗》、《瞭望周刊》、《商讯商业经济文荟》、《广州市天河区分区规划》、《广州市天河区商业网点发展规划(2007-2020)》、《广州市天河区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涉外家政服务管理规定》等;关于柏林波茨坦广场的二手数据来自纪录片《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两部文学著作《柏林苍穹下》、《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网站以及facebook上有关“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的信息等。
2.2.3 研究过程
本研究对两个案例地进行了六批次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以三角验证为核心研究方法,对案例地内的跨国空间特征与活动进行详细、有序的实地追踪观察与访谈(表2)。主要访谈对象包括: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工作人员、跨国主题餐饮场所的消费者和服务员、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师、涉外机构工作人员(欧盟服务中心)、案例地的当地居民和游客等45人(天河北为20人,波茨坦广场为25人)。论证过程结合田野调查数据与二手数据,进行了研究资料的相互佐证、多元结合以及研究理论的跨学科综合运用。
Tab.2 Research proces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triangulation
跨国空间的形成过程
3.1 柏林波茨坦广场跨国空间的发展演化
波茨坦广场最初为火车站,其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20世纪初,波茨坦广场成为欧洲最繁忙的交通中心,同时汇聚了诸多著名的酒店、剧院、别墅,是欧洲最繁华的商业广场,承担交通—经济—娱乐中心的功能。二战中,波茨坦广场成为主要袭击目标,80%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波茨坦广场遭到了致命的毁灭。战后,波茨坦广场成为被遗弃的荒地和无人区(empty space),随后便成为两极阵营对抗的边界空间[30]。1990年东、西柏林合并之后,波茨坦广场与其邻近的莱比锡广场,又回到其市中心的重要位置。1990年波茨坦广场重建,在政府推动下开始新城市空间的国际化营造。政府引入了索尼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ABB公司等大型跨国财团进行投资和运作[31];同时在柏林议会的运作和组织下,由世界建筑“梦之队”组成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参与了众多广场内地标性建筑的设计④,是柏林统一以来规模最大而又最具政治意义的国家旗舰工程建设项目。政府和跨国财团形成跨国战略联盟推动了整个项目的顺利完成[32]。1998-2000年间,波茨坦广场的主区以及其北边的索尼中心先后投入使用,带动了波茨坦广场商务办公、商业旅游和音乐、电影等文化服务行业的发展。此外,残留的柏林墙遗址及其恐怖地带展览馆与现代化的地标建筑一起构成了柏林新跨国景观建筑群,成为集办公、商业、餐饮、娱乐和住宅设施为一体的综合型跨国空间(图2、表3)。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类型完整、组合分布,综合了历史、文化、生活景观的跨国职能,成为柏林走向全球的窗口和地标。
Fig.2 Form and facilitates of Potsdamer Platz transnational space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考察归纳整理。
Tab.3 Components of transnational elements in case districts
3.2 广州天河北跨国空间的发展演化
天河北区域最早有跨国要素的作用始于革命战争时期,机场建设成为战争年代天河北地景变化的最初诱因。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航空处筹建天河机场,1931年建成使用,1968年初废弃。1984年在天河机场原址上建设天河体育中心,并于1987年建成[33]。从天河机场废弃到天河体育中心建成期间,天河北区域为大片菜田,是广州市郊区重要的蔬菜种植与供给基地。天河体育中心的建成、全国六运会的举办、国家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天河北商业写字楼、高档住宅小区的大量兴建,进而带动了天河北高级商圈的形成。以国内外房地产企业开发商住地产为基础,形成了跨国商务—康体健身—高端商业—白领公寓的职能组合,集聚了大量跨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跨国主题的餐饮店等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表3)。特别是领事机构、英语培训机构、移民咨询机构、外国人闲暇场所的集中配置使天河北成为跨国资本阶层和跨国精英阶层的工作—购物—休闲的组合匹配空间(图3)。2013年恒大足球俱乐部在其主场天河体育中心夺得亚冠⑤,之后国际足球体育文化对天河北空间功能产生持续的影响,天河北成为广州乃至中国足球发展走向世界的“前沿地带”。天河北跨国空间成长路径也从最初的外生跨国要素进驻发展到市场主导下的跨国体育文化营销。
Fig.3 Distribution of transnational elements in Tianhebei District
比较分析
4.1 总体特征分析
纵览柏林、广州两个世界城市跨国空间形成发展的历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表现在二者皆为多种跨国要素的作用,涵盖跨国经济、跨国社会、跨国政治、跨国文化、跨国生活等多个层面;其次,二者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景变迁、功能演化,在地景变迁和功能演化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得以重组;第三,这些变化是在由政府、企业、个体/群体、机构/生活场所组成的跨国实践行为体网络的基础上产生的,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二者的不同点集中体现在历史背景、政府作用、和作用者四个层面。跨国要素和跨国行为体网络是导致两个案例地相同与不同的根本原因,二者的交互作用就是形塑跨国空间的跨国实践(图4)。
Fig.4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n transnational space in Berlin and Guangzhou
波茨坦广场是综合型跨国空间,天河北是特色型跨国空间。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首先,波茨坦广场的宏观发展背景为国际政治变动下的政府旗舰项目与城市重聚战略,而天河北跨国实体空间与大事件和城市政府引导下的城市空间拓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二者虽然都有政府的作用,但其内涵和本质是不同的。在波茨坦广场跨国空间形成过程中,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议会发挥了组织和引导的作用,表现在面向全球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单体建筑设计层面。实质推动项目建成的是跨国资本集团、跨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结成的战略联盟。天河北跨国空间的政府作用体现在事件营销与市场环境的营造,且具有完备的规划体系保障有序的实体空间建设。第三,典型作用者方面,推动波茨坦广场跨国空间形成的作用者较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领域。与波茨坦广场相比,天河北不同的是城建开发公司和移民服务机构作用明显(图5)。
Fig.5 Comparison on transnational space in Berlin and Guangzhou
4.2 跨国实践的行为体网络
波茨坦广场和天河北跨国行为体既包括外生作用者,也包括内生作用者。波茨坦广场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对立,致使其既存在外生作用者(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也存在柏林议会、联邦政府等内生作用者;天河北则主要表现为以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为主体的内生作用者。在内生作用者中,柏林营销公司是重要的向全球营销波茨坦广场重建意义及历史意义的行为体;城建开发公司负责天河体育中心区域的建设,与第三方跨国资本联合推动了天河北跨国空间的形成,是重要的内生作用者。两个案例地在企业层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银行等高端服务业的集聚,不同的是在其空间生产过程中不同的运作方式和企业参与的方式,这往往与国家制度和城市发展政策联系在一起。个体群体层面,主要指外生作用者跨国精英阶层与内生作用者当地居民发生经济、生活联系,产生互动作用。机构层面,外生作用者主要为大使馆、领事馆等政府间的跨国机构;内生作用者方面,波茨坦广场的历史遗迹和波茨坦广场本身都是旅游景点,而天河北集中了为数较多的为出国群体或移民群体服务的移民留学机构和外国语言培训教育机构(表4),说明天河北不仅是外来群体进入中国城市的重要中心区域,也是服务于本国居民“走出去”的节点空间。可见,跨国行为体不一定完全是外来力量,地方因素或本国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要素同样可以成为跨国实践的作用者。
Tab.4 Constituents of transnational actors network
4.3 形成机制差异
4.3.1 柏林跨国政治历史层累下的亚文化复兴更新机制
波茨坦广场跨国空间的形成经历了五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政治因素始终在左右着波茨坦广场跨国空间的生产,在每一次政治因素的作用中,国家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重聚东、西柏林为统一的城市,德国联邦政府委托柏林议会全权负责波茨坦广场的重建,提出“批判性重建”的理念,目的是为了恢复传统欧洲城市的生活空间格局和历史地位。无论是跨国精英阶层的创意设计,还是引入跨国商业资本向全球营销,以及柏林在分裂时期形成的爱乐乐团演奏厅和柏林电影节的举办地等全球亚文化文艺群体场所的复兴,都离不开国家政治作用的引导。然而,这种政治作用并不是以行政指令直接参与空间的生产,而是由于战争、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国家统一等具有历史转折的政治事件所被动塑造的。波茨坦广场重建项目的全球化营销增强了其跨国亚文化的空间职能,包括音乐文化、电影文化和娱乐文化等。在跨国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波茨坦广场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交通节点、上流社会闲暇生活中心转型为当地居民的商业中心、游客的旅游景点、全球亚文化文艺群体中心和跨国精英阶层的工作场所,其间经过了历史层累和跨国商业资本的助推,是一种跨国政治历史层累下的亚文化复兴更新(图6)。
Fig.6 Subcultural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mecha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in Berlin
4.3.2 广州跨国空间生产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
天河北跨国空间的形成与国家政策、体制转型具有紧密联系,表现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形成机制,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为跨国要素开辟“市场”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发展模式。中央政府、城市政府提供了制度解绑、发展政策保障并利用调节、定位空间职能和发展方向,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都利用这些政策红利积极参与到了空间的开发过程中。其实质是优质的城市基础设施集聚的过程,在空间职能的蜕变演化过程中,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逐步从单一化趋向多元化,政府的引导通过制度解绑和规划得以实施。社会力量在制度的解绑下,孕育出民营企业、港资企业、外资企业投资天河北实体空间建设的市场,正是在这个市场形成、分化并进一步规范化的过程中塑造了城市内部的跨国空间(图7)。所以,广州天河北跨国空间的形成机制与柏林波茨坦广场以国家为主导的跨国政治历史层累下的亚文化生活复兴更新机制具有非常大的不同。
Fig.7 Mechanism of ongoing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Guangzhou
4.4 发展模式差异
波茨坦广场是一类综合型的跨国空间,综合了多方面的要素,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迹。从兴起、突变、重建、全球化营销、转型到亚文化培育,政府的角色数度变化,既是空间演变的原因,也是空间转型的作用者。相比之下,天河北是特色型跨国空间:政府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台相应的制度改革政策,在制度壁垒渐进式解绑的进程中,市场供给的类型和范围不断增多和扩大;跨国实体要素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不断融进跨国功能要素,进而形成了有别于柏林的跨国空间,即为跨国要素的进入不断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对空间的重塑作用。二者虽为不同类型的跨国空间,但是都经历了长时段、多种跨国要素的作用,是一个镶嵌着地方历史的跨国化过程。跨国空间的生产是渐进式历史叠加、变迁发展的过程,并非是一种原生的空间,而是转型的空间、过程的空间和历史的空间(图8)。
Fig.8 Different production modes of transnational space in Berlin and Guangzhou
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多维度延伸,世界城市这一全球化发展水平和状态居于先导地位的客体,其内部空间必将发生深刻的重构和分异。跨国空间是世界城市空间重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碎裂最为明显的一部分。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实践,形成的区位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历史上的传统区位和城市新区发展的中央商务区(CBD)、休闲商务区(RBD)、全球商务区⑥(GBD,global business district)等优越区位。柏林波茨坦广场跨国空间的特征和功能是不同历史时期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柏林城市RBD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功能远超城市RBD,是一个具有生活气息的城市综合型生活场所。广州跨国空间的特征和功能处于不断地被重塑与重构的过程中,它与广州CBD的发展具有协同性,但并不等同。跨国空间的区位与CBD、GBD具有紧密的联系,功能上也有一定的重合,但是CBD、GBD强调商业商务办公的功能,跨国空间则是跨国实践综合作用下的城市生活空间。
通过柏林和广州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世界城市内部的跨国空间生产是与城市发展历史、城市职能、国家制度与政策以及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因素往往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因此,在推进中国世界城市建设时,有必要深入了解其具体的跨国要素发展过程,通过针对跨国空间的世界城市发展专项规划予以科学合理的营造和建设,从而快速提升我国世界城市空间转型的步伐,并带动世界城市整体空间品质的提升。这对我国建设具有特殊意义、特定地位的世界城市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① 把北京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 [2016-02-24]. http://www.zgghw.org/html/tebiezhuanti/chengshijiazhi/20130116/22030.html。
② 2016年在GaWC的世界城市排名中,柏林为Beta级,广州为Alpha-级。自2000年以来,柏林的世界城市地位稳定,广州的世界城市地位上升明显,从Gamma-级上升至Alpha-级。
③ 此区包括莱比锡广场,由于莱比锡广场与波茨坦广场是一对姊妹广场,今日的发展更是连为一体,是一个整体区域,下文统一使用波茨坦广场称之。
④ 全球著名规划师海因茨·希尔默(Heinz Hilmer)和萨特勒(Christoph Sattler)负责波茨坦广场的总体规划,法国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负责戴姆勒分区规划和单体建筑设计,美国建筑师扬(Helmut Jahn)负责索尼分区的建筑设计与规划,意大利建筑师乔治·格拉西(Giorgio Grassi)负责A+T分区的建筑设计与规划。此外,矶崎新(Arata Isozaki)、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拉菲尔·莫内欧(Rafael Mone)、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罗杰·迪纳(Roger Diener)等众多全球知名建筑师设计了不同的建筑单体。
⑤ 广州恒大足球队于2013年11月9日历史性夺取亚冠联赛冠军,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最佳战绩。
⑥ 全球商务区,是由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银行、证券交易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集聚而成的具有全球交易和管理服务的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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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杂志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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