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市长兼任主任委员。叶剑英同志南下后,聂荣臻市长兼任主任委员。抗美援朝开始后,聂荣臻同志集中精力于总参工作,彭真同志兼任市长,兼任都委会主任。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首都建设的总体规划。市委、市府也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总体规划主要是解决首都建设中带有全局性质的问题即战略部署。
1949年9月,中央请来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的苏联市政专家团。经过短期考察,专家团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建议,示意性地规划了北京城近郊土地使用方向,提出了行政中心区、工业区、文教区的布署方案。聂荣臻同志亲自主持市政府会议,讨论这个建议。这期间,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即是不是要放弃旧城在西郊另建“新北京”的问题。根据北京城的实际情况(有相当数量的房子和市政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可以用)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有中央和军委的许多领导机关进驻城区)及国家的财政情况(当时和以后相当时期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另建一个新北京)。中央和市委市府同意专家团的建议,确定了以北京城为中心逐步扩建首都的方针。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北京的建设任务大大增加。都委会忙于划拨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的管理,不可能腾出手来研究比较具体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市委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组成了一个精干的班子专门进行总体规划方案的研制。规划小组在都委会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市委于1953年11月26日上报中央。1954年又作了局部修改,并制定了“北京市第一期1954年-1957年城市建设计划要点”,市委于1954年10月24日上报中央。1953年的规划要点提出首都建设的总方针,并对一些主要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当时我们对许多与制订规划草案有关的情况来不及做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争论很多,有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1955年2月,市政府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从各条战线调集了一大批专业人才,组成包括城市建设各方人员的工作班子。同年4月,苏联城市建设九人专家组到京,随后,又请来了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进一步研究和编制首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工作,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展开。规划委员会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刘仁同志亲自从各方面精选的。彭真同志对进行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一些重大问题,多次提示,多次主持市委常委会进行讨论。刘仁同志经常深入规划工作的现场,就一些重要问题跟同志们反复研究。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同志对规划工作非常关心,多次听汇报、看模型、提出意见。中央一直关怀首都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毛主席多次听了彭真同志就规划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汇报,并就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作了具体指示。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当时担任城市建设部部长的万里同志陪同下,亲临规划委员会,听了汇报,看了图纸和模型,就一些重大的争论难决的问题作了指示。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1956年9月间,先后参观了总体规划方案的展览,给予指示。对于地铁规划方案,粟裕、杨成武、张爱萍等几位总长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肖克同志等参观了展览,仔细听了汇报,并且给予了指示。这次总体规划工作历时两年半。初步方案于1957年春天基本定稿。市委于1957年3月进行了讨论。1958年4月,规划委员会又根据一年的经验作了若干局部修改和补充。市委又多次讨论,于6月正式上报中央;同时,以内部文件形式下发;地铁规划方案则专门向中央、国务院作了报告。
首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从城市建设各方面促进和保证首都劳动人民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用最大努力为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良好条件,以逐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次总体规划方案的制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具体地贯彻了这个总方针。我们从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从北京的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保留历史名城的特色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就首都建设有关方面的大政方针提出明确的意见,对争论较多或考虑还不成熟的问题暂不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留有余地,尽力避免由于我们知识和经验不足而束缚后人的手脚。在规划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不同意见,不断地进行修改和补充。
规划委员会对北京的现状,包括人口、城市用地、绿化、动力、道路、河湖水系、供水排水、道路桥梁、交通流量、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工业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尽可能搜集了古建筑和地下建筑的资料。规划委员会和市计委联合对北京工业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直接间接参加调查者,有六、七千人。为了调查公共交通流量及其分布特点,连续多次动员上万人,包括许多中小学生参加;另外还对北京地区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为了解决北京的水源和建设水库,规划划委员会勘察和研究了黄河、滦河引水的可能性,进一步勘察了京西、京北山区的水资源和主要水库库址。关于北京的地震问题,在1954年,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负责,组成了一个包括著名专家参加的小组,详细研究了北京及其附近的地震历史资料,追查了地震遗迹,作了震级估计(“文革”前,北京建设的地震设防问题,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的)。1956年初,规划委员会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草案;1956年8月,请了市人大代表、市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市属各部门、建筑设计部门的同志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共约二千三百多人参观、征求意见。在党的八大期间,从1958年9月12日至10月29日,再一次举办规划草案展览,除刘少奇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外,还请了八大代表、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我国许多著名的建筑师、部分高等院校的教师、十六个省市城市建设部门以及市区县各部门的同志共约四千五百多人,参观展览,提出他们的意见;还有参加八大的三十五个国家、一百二十八位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参观了展览。有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1958年6月,市委正式上报中央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的。这个规划方案一直规范着北京的各项建设,直到十年内乱爆发后的1967年1月被勒令“暂停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