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插图:刘凤梅
《 为什么说“土地财政”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兼答路乾》,这是赵燕青先生发表的一篇公众号文章,用来回应另一位学者对他的质疑。由此也引起我对该问题的重新思考。为了整理自己的思路,顺便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土地财政肯定是一项制度创新。但这一创新够不够得上“伟大”两个字,就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文章把城市土地的价值归因于公共产品,这一假设掩盖了土地价值背后许多深刻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一切的价值均来源于劳动。土地的价值表现为地租,地租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夺。
在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实业资本家、银行家、地主构成剥削阶层的三大主力。他们共同占有和瓜分劳动阶层创造的剩余价值。实业资本家拿走利润,银行家拿走利率,而地主则拿走租金。
此外,国家还要以税收的方式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但国家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要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其中,通过公共投入实现二次分配,并维持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是国家的重要职能。
在土地公有制情况下,国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作为土地寡头垄断的地主,本能地追求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作为维系现有社会关系的机器,必然对社会稳定和劳动力再生产有着责任。
这两个角色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行为一直呈现出双重人格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国有土地的实际代理人,极力追求高地价,而对民声和社会保障问题则采取消积态度。
这是土地财政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作为维系国家运转的机器,一直面临着维稳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压力。
因为土地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故土地价值与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同样一块土地,用作工业还是用作居住,容积率高还是低,其价值是大不相同的。
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对土地使用进行调控,其实质是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也就是说,土地并非中性的存在,其价值不是简单地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镶嵌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财政如何同城市规划一起,决定了改革红例在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分配。
此外,作者认为土地财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创造性的通过土地未来价值的“贴现”,为政府变出了海量资本,而这些资本构成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土地的未来价值来自哪里?
仍然要来自于未来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贴现,我们把未来的劳动价值借到现在使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劳动者要么不得不提高劳动效率,但收入水平不变,要么降低收入水平,甚至免费劳动;政府在未来不得不降低福利水平;资本家则不得不在未来降低利润。所有这些正是一个高负债社会的典型特征。
这样看来,土地财政能否算得上伟大的发明?大家自己判断吧。
原载:微信公众号“规画思”,感谢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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