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父曾在公安系统工作。此后随工作安排前往北京、山西等政府部门工作。舒华母亲说,“老头子脑子汰了太清爽了,总说不会(强迁)的,不会(强迁)的,强迁隔壁的老阿姨,就是‘强’给我们看的啊。动迁开始之后,不晓得死了多少老人。”
华兴和安康居民陆续前来探望。舒家的门始终开着。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忽然跑进来,李阿姨疑惑地问周围的人:“这是啥人”。紧接着另一个26岁上下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管理华兴基地腾空房屋,门被强力破开,他很忐忑。李阿姨开始安慰他:“别害怕,我们把门撬开了。你打电话给领导报告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啊。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不用怕。”
小伙子的暂住地正好是李阿姨的“对门”。他的妻子抱着一个1岁多的小孩,站在狭长门厅里收快递。进门处,铁质二层鞋架上6双鞋子码得齐整。一扇房门贴着日常装饰画。这是一个运转有序的家庭景象。
但舒家现在空荡荡,连张坐的板凳都没有。舒柏棠参观完自己的家,重新又站回了门口。
李阿姨蹙着眉,语速很快,“我们从上海调北京、山西,一路上走过来,共产党怎么说就怎么做”,现在因为征收见识到了“地方政府是怎么在做事的。”
征收工作人员反复跟她强调“政府征收就是带有强制性的”。
“我说,对的,我1965年就经历过‘征收’。我们分配住在延安西路914号达华公寓(今锦江集团达华酒店)就是政府征收——中国和巴基斯坦要造飞机场要把公寓给专家们住。当时还有协商,给我们挑选几个地方,最终我们选择住到了这里。有花园、木地板、一楼方便我母亲出行习惯。我们住到现在也已经50多年了。”
烤鸭、小黄鱼也在在强迁时被卷走了——这个“黑色幽默”把随后赶来的舒华媳妇那张紧绷的脸,重新柔松了些。众人都笑了。
李阿姨说执行强迁的传闻令人心情压抑,提心吊胆,老头子感到烦闷,夫妇俩当天上午乘着930汽车到淮海路金陵路。“他非要买烤鸭,这也要,那也要,现在都没了”。老爷子调侃起来:“反正谁吃不是吃呢,北美有个国家叫加拿大,中国有个特色叫大家拿。”
也因为二老的意志坚强——被带去了国庆路某工房的腾空房间近4个小时才“允许”回来,身体和精神没有一丝颤巍,更加反衬出李阿姨适才的另一句话含着极大的愤懑与怒意。她说,一张强迁令竟然寄到了在病中苦熬的女儿床前。
“如果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倷拼命”。
不少笃信“国家建设发展是好事情”的老党员们也发现,对于“什么是改善居住”,征收主体和被征收人有认识上的偏差。后者的理解是“安顿好”而非随便“打发”两套房子。
90岁的郑柏珍,退休于闸北区政府基层岗位。多位住户为其鸣不平时均提到文革时“老先生带着年轻的知青插队落户黑龙江,一去就是8年。”
夫妇两人的居住环境十分清简,仅居住在三室套间中的一室。郑柏珍家里八仙桌上有一大把大钥匙串。那柄60年前入住时“原配”铜钥匙也在其中。古典简约的样子令好几个居民都惊叹起来,纷纷照相。
郑老先生鹤发银眉,一口宁波方言,石骨铁硬。“我再活个10年,活到100岁到顶了啊,我没有要求,你给我租赁房都没要求的,我只需要近一点,年纪大了,离开儿子近一点”。二儿子郑伟庭补充道,自己当年单位分配房和哥哥购买的商品房全部是以“地段换空间”,“面积小就小一点”,就是希望能方便照顾父母。
郑老开始朗声调侃起来:“(征收组)跟外面讲起来很好听——给你200个㎡,奉贤海边房子,你都不满足?哈哈!给我两套房子难道不是恶作剧啊——老太婆一间,我一间,掼一跤,喊都喊不应!”
后来,他领着我们讲解这栋房子的格局用材——汰石子浴缸、画镜线、杉木地板、大壁橱(有多子女家庭孩子曾像打火车三层铺那样住在里面),最后来到东侧窗口眺望西藏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