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学术动态(Planning Reviews)”栏目,推介国内外学术书籍和文献报告、关注国际研究动态和前沿热点、分享规划案例研究。本期“城乡社区发展与住房建设”专栏,向大家推介两篇讨论文化对社区发展作用的文献。
(专栏编辑:杨辰)
政府介入文化街区发展的多种模式——以韩国为例
来源:PARK S H. Can we implant an artist community? a reflection ongovernment- led cultural districts in Korea[J]. Cities, 2016, 56: 172-179.
文化街区,即“文化和娱乐设施集中的混合用途区域”。它的存在会促进零售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及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文化街区的形成和作为参与主体的艺术家密不可分。随着韩国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策略已成为几乎每个城市复兴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鼓励艺术家群体在社区工作和生活被视为城市复兴的低成本和易实施的工具。例如,仁川市将废弃仓库改造成高档的艺术工作室,以吸引艺术家和文化活动回到衰落的中心地区;釜山市引入艺术家驻地计划,在城市曾经繁华的商业区活化闲置的办公室。
然而文化街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仍然不确定。由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利益参与者,他们合作的路径并不明确,其合作关系的疏密亦会导向不同结果。许多政府主导的文化街区往往未能产生实际利益,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艺术家、当地居民、政府等多方参与者间的冲突。
鉴于在城市中建立文化街区的做法日益蓬勃,本研究试图在韩国的政策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关于文化街区的有效治理方法及政府介入当地问题的不同模式。本文考察了三个政府介入模式不同的项目:昌原市的昌东艺术村项目,光州市的大印艺术市场项目和釜山市的托塔哥拉艺术群项目。
1. 昌原市昌东艺术村:自1990 年代以来,由于城市的行政职能改变,企业以及制造业开始向郊区搬迁,昌东地区不断萎缩。昌东艺术村项目旨在利用艺术家及其文化活动作为催化剂,将商业活力带回该地区。政府没有清理该地区的破败建筑,而是为了文化从业者的利益而保留和部分翻修了现有的城市建筑,并开始提供为期三年的公共资金。在昌东项目中,政府在设计、实施和运营中主导了其他参与者。项目中的艺术家、文化参与者和其他主要参与者大都是零散的,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在项目启动后不久,政府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开始浮现。由于缺乏对艺术家的信任,政府试图成立另一个指导委员会来取代委托管理机构,并获得对该项目的全面控制权。面对一批艺术家的抵制,政府在项目开始一年后就停止了公共资金的投入。至今当地政府和艺术家还没有能够一起工作,包括商人在内的当地社会群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昌东艺术村街景
2. 光州市大印艺术市场:大印市场是一个传统市场,由于郊区城市的发展和1990 年代初车站和码头的搬迁,该地区开始失去客流,进一步推动了零售市场的结构性转变。大印艺术市场项目试图以间接的方式帮助艺术家和商人,将衰落的市场转化为公民的文化空间——所谓的“艺术市场”。当地团队为艺术家和公民提供画廊,为商人和公民安排教育项目,并组织每年的节庆活动。
该项目主要由在地规划师和艺术活跃人士组成的委托经营机构(项目小组)负责,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和边缘的。由于艺术家已经在市场上自给自足,该项目不需要提供直接的财政来援助艺术家,相反,政府试图充当艺术家和商人的合作伙伴,利用艺术家追求自己的公共目标,创造一个“艺术市场”。
大印艺术市场上的艺术家工作室
3. 釜山市托塔哥拉艺术群:托塔哥拉项目是一个艺术家驻地项目,政府利用空闲的办公室为艺术家提供工作空间,作为回报,艺术家需要参与当地的活动,如经营教育项目和举办面向当地公民的文化节。
在经营项目中,政府主动选择边缘化,为操作留下大量的自由空间。在地规划师和艺术家发挥了关键作用,委托管理机构与本地艺术家有着强大的联系,并与政府、艺术家和当地居民进行了熟练的沟通,他们不仅是向艺术家分配资金场地的中介,还是协调者和主持人,确保一切都和谐地运作。这种模式激发了艺术家的志愿精神,激发了他们在当地社区的参与。
托塔哥拉艺术区的街头表演
上述三种文化主导的城市更新在政策内容和目标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却显著地说明了政府介入的不同模式。在昌东,政府积极推动该项目并试图控制整个实施过程。在其严格控制下,规划师和选定的艺术家没有空间释放他们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干预模式称为“导演”;在大印艺术市场,政府试图成为“合作伙伴”,利用一些已经在市场上定居的艺术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文化市场的创建);在托塔哥拉项目中,由于当地文化积极分子和艺术家具有强烈的主动性,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以“赞助人”的方式提供幕后资金。
政府主导的文化项目中,文化常常被官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源泉。在昌东,文化的工具化趋势是明显的,政府在与艺术家和当地商人建立互信的伙伴关系之前,就寻求速效的成果,而艺术家和文化机构试图抵消政府的举措,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该项目的破碎;托塔哥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艺术家和当地积极分子率先把文化的内涵深入挖掘,并在当地环境中活化。如上所述,艺术家之间的强烈团结和政府的主动边缘化态度有助于产生更多积极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案例中了解到,文化街区只有在艺术家、艺术协会和文化机构等文化践行主体的积极参与下才能永续发展。从根本上讲,创造力来自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社会纽带、身份认同和共享价值在创造文化场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文化环境和民间行动者应被视为文化街区政策的前提。
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街区,政府长期以来都行使着公民社会的支配权,它仍然是推动者和模式制定者。但事实上政府需要重新定位,将自己看做间接支持民间行为的赞助者,学会如何与不同地方的行动者进行交流,以及如何与这些行动者建立横向和灵活的治理关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是,虽然民间组织和文化活动者把文化理解为嵌入在当地社区中的共同价值观,但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城市复兴,将文化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这是文化主导的城市复兴战略中持久冲突的根源。
韩国应对该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建立以民间机构为核心的中介组织,以调解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和诉求。如果政府能够找到合适的中介组织作为合作伙伴,那么在文化街区规划中,相关的行动者可以更容易地建立横向治理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理解,这类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交付过程,而是一个有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
(供稿:刘潇;图片来自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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