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呐鸥《都市风景线》一书,收录了短篇小说《流》
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上海百货公司的形象历经多重变化,且有时相互扞格。19世纪末人人称羡的异国事物,三四十年后就成为交相指摘的洋货,甚至仇货,而百货公司的形象也就从物质文明的进步象征、摩登上海的驱动力量,转变为对国族的背叛,并以日常生活的可视性,激化了阶级差异的矛盾。这些变化反映了上海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消费文化的高度发展与消费主义的传播,一方面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逻辑,以及人对物的欲望与需求,另一方面则引发了社会大众对消费生活的异化。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曾说,上海是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定程度上,这个比喻也同样适用于百货公司。
作为百货公司全球版图的一员,上海百货公司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让上海愈来愈像其他城市?还是借此突显城市的独特性?先施公司秘书欧伟国(David Au)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该公司的早期历史和管理方法,并阐述百货公司对上海的重要性。
一班西方人士之视上海,即不目为半开化,亦欲思为尚未脱去狉獉之气,恒与独轮小车、帆船等连类想及。倘令一旦来沪,目击最新式之汽车,风驰电逐于南京路中,或停在商店门外,而商店之闳丽完美,亦足与英京牛津街、纽约第五路及法京德拉丕路中者,并驾齐驱,其惊异将若何?今旅行家步登沪岸,便见家乡之货物,概有出售于上海百货商店内,约杰牌之运动背心,则与B.V.D.之内衣同陈,好勃甘之化妆品与法洛希谟之革履并售。盖上海有此闳大之百货商店,供给五方珍异,颇可自夸其中外商店,为环球货品之荟萃场焉。……大上海乎,岂非上海百货商店之成绩耶?以彼百货商店居货物集散之媒介,为人生更大欲望之创造者,为山珍海错之供给人,为旅行家之美嘉城。谁能谓其无功于发展大上海而使成为闳大无匹之商埠哉?
以欧伟国在先施公司的角色,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一篇企业的公关宣传,不过这也显示了百货公司如何自我定位。欧伟国认为,西方人总是把上海想象成仅通帆船的未开化之地,而令其改变观念者无他,正是像先施公司之类的百货商店。它所陈列的舶来商品不但使西人“倍感亲切”,更使百货公司毕集的南京路得以与欧美的商店大街并驾齐驱,进而使上海与世界大都会相提并论。从这一点可以说,即便上海还谈不上“像”伦敦、纽约、巴黎,百货公司使它们产生了共同点和比较的基础。
不过,百货公司在上海毕竟还是“异国事物”,特别和从本国土壤孕育出来的波玛榭、梅西百货公司相比,上海“四大公司”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根据许多沪上西人的观察,后者设立屋顶游戏场是最明显的差异,而这也是导致上海“四大公司”走向大众市场的关键。上海的百货公司之所以设立屋顶游戏场,可说是尽量利用建筑空间的结果,同时以多角化经营的方式来分散百货公司经营的风险,并以较小的成本追求较大的投资效率,这在经济萧条之时尤为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游戏场内的节目多半是中国各地方的曲艺表演;西式娱乐除了哈哈镜、游戏机器之外,最主要的是电影,然而在电影成为娱乐界新宠的1930年代,其依然无法完全取代地方戏的市场。换言之,百货公司并不全然依赖“洋”来吸引顾客,屋顶游戏场为百货公司这种外来的新式企业抹上了一层中国的色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认定百货公司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性的商业经济”,势必要经过彻底的改造,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有利国计民生”。同时也裁撤许多“无关紧要”的服务设施,例如象征夜上海的霓虹灯广告,便基于“节约国家宝贵电力资源”的理由被拆除。更重要的是消费文化背后所蕴涵的“个人性”逐渐消失,象征社会主义政权的干部服、列宁装很快就传遍全中国,成为城市的流行服饰,不但颜色统一,只有蓝、灰、白等色调,样式亦呈现标准化,甚至没有了性别和年龄差异,强调“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在此情形下,百货公司亦改变其原来的消费主义性质。
改革开放之后,新一波的消费文化席卷而来。到了21世纪,量贩店、过季商场及网络商店的兴起,使百货公司的经营面临相当的挑战。不过,位于市中心区的百货公司并未因此消失,反而为上海披上新衣,特别是民国时期叱咤一时的永安公司,成为“上海风情”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将私营企业改制国营,永安公司先后被改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公司”“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华联商厦”。尽管华联商厦和过去的永安公司一样,在上海国营商业中扮演龙头角色,被称为南京路上的“一个亮点”。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速,新的百货公司陆续出现于上海街头,相形之下,华联商厦显得“传统老旧”。为谋求革新,同时配合市政府对南京路的改造计划,自2004年10月起,华联商厦重新整建,恢复商店原有的欧洲古典式建筑风格,并于2005年4月底以“永安百货公司”之名重新出现在南京路上。这次更名未曾涉及资金结构的变动,也就是说,香港永安集团(原上海永安公司的母公司)与新挂牌的上海永安百货并无关系,因此,恢复永安旧名纯粹是企业对于文化遗产的挪用。事实上,“怀旧”已成为当代上海文化的特征,借着整理对老上海的记忆,来响应新上海的变迁,而这些具有复古风情的记忆,成为新上海的时尚消费。华联商厦更名为永安,即为推动“怀旧消费”的一项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矗立于南京路近一个世纪的百货公司,持续为形塑上海城市文化的工程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