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农半X”的概念流行以前,于建刚就过上了这种生活。
每周一到周五,他在上海做品牌策略咨询工作,周五傍晚,坐四十多分钟高铁回浙江桐乡老家,帮着妻子和母亲喂蚕、制蚕丝被、带孩子。前几年还从父亲那里要来一块田,自己下田插秧、收割,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
两年前,他三十岁,辞了上海的工作,也回乡了。直接理由是,刚上幼儿园的儿子状态不好,胆子很小,“也许是我这个爸爸老不在身边,不太好”。
不一样的间隔年
返乡务农,下乡养儿的想法,在他心里藏着好多年了。
15岁,于建刚第一次远离屠甸镇,到桐乡市上高中,“桐乡离上海太近了,那时候的城乡差异冲击,比我后来去吉林上大学还要大。男同学洗脸用的是有品牌的洗面奶,我连洗面奶是什么都不知道。”
和众多的农村少年一样,他被母亲教育着“做乡下人太苦,好好念书,去做城里人”。一路从县城到省城,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但他始终无法摆脱农民出身的耻辱,优异的成绩只不过守住了自尊。他在心里发誓,在什么地方跌倒就要在什么地方爬起来,以后要回到乡村工作,让城里人看到农业也可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2008年毕业,他进入广告界旗舰公司——奥美工作,工作体面、薪酬高,但紧张的节奏、日复一日的加班,并不符合他对生活的期待。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喜欢广告公司推崇的消费理念。他内心里更渴望质朴的生活,想要“回到农村,回到土地”。
该怎样缓解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冲突?他开始阅读与乡土、社会学有关的书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终于让他放下心中块垒。原来农民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比城市人低级,这不过是1950年代以后人为的划分。
沿着费孝通、黄宗智、梁漱溟、赵冈、温铁军的传承脉络,2011年春天,他在辞职的第二天,坐车去了正在做乡村建设试验的北京小毛驴农场。当时的女友、如今的妻子梅玉惠也同时辞职,和他一起去做了实习生。他们对小毛驴推广的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深感兴趣,希望借此实现回到自己村庄工作生活的想法。
其间,他又因各种调研项目在各地的农村地区轮转,“从京郊的农场,到中越边境的壮族村落;从西北的窑洞,到盛产八角的大瑶山;从古朴的侗寨,到喧闹的江南”,他收获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情地理认知,交了一帮不走主流路线的朋友。
参与乡建和农村调研的这一年,是于建刚不一样的间隔年。
半农半X的新生活
2011年冬天,两个又黑又瘦的青年回到家乡,完成订婚,一边也在找寻推广社区支持型农业的机会。于建刚在朋友的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后,悲观地发现,他们没有资金、资源,也缺乏具体的运营知识及经验,很难将小毛驴那一套复制过来。
过完年,梅玉惠发现自己怀孕了,一整年结婚、生子的压力扑面而来。直到又一个冬天到来,夫妻俩才明白,两个人都留在乡下生活并不现实。于是,于建刚又回到上海从事广告业相关的品牌咨询工作。
但梦想并没有止步,他们发现家乡正河浜村是中国最主要的蚕桑产区,许多家庭世世代代都在养蚕、缫丝,用传承了千年的方法制作蚕丝被。只是工业化来临后,大部分的桑蚕丝被送进工厂,机制蚕丝被取代了手工蚕丝被。当地蚕农家里,只存着少量的双宫茧(即两个蚕宝宝一起做的茧子,区别于单个蚕宝宝做的),等待女儿出嫁时,制成手工被当做嫁妆。梅玉惠和姐姐出嫁时,一人带去婆家28床蚕丝被,这是妈妈在她们十多岁时就开始攒下的。
何不把这种传统技法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享受到呢?他们发现家乡传统的“桑蚕羊”生态链体系(即羊吃蚕沙、羊粪肥桑、蚕吃桑叶),正是现在提倡的环保无害的可持续农业。2013年开始,他们从相熟的养蚕人那里收来茧子,经过煮茧、剥茧去蛹、撑棉兜、阳光晒丝绵、拉被子等五道手工工序后,再套上被套,一条纯天然的桑蚕丝被子就制成了。
每条被子上除了打上“梅和鱼”商标(“于”谐音“鱼”,于建刚把网名改为“鱼见缸”),还标明了种桑、养蚕和制被者的姓名。在他们的官网上,记录有合作农户的照片、故事。于建刚深深明白,快速的城市化让江浙的养蚕、缫丝习俗日趋没落,他得为这些很可能是“最后一代养蚕人”留下点什么。
小毛驴农场实践和乡村志愿者的经历,让他们认识了一批从事生态农业的同道中人。大家彼此用信任为对方背书,帮助“梅和鱼”打开了渠道,第一年维持了收支平衡,孩子的奶粉钱算是赚到了。
挽救最后的蚕丝手艺
“梅和鱼”家庭农场以及淘宝店,主要由梅玉惠负责运营。她是于建刚的中学同学,从小家中也养蚕缫丝。她和婆婆一起在春天喂养四万只蚕宝宝,待它们经过四眠,四次蜕皮,就要准备上山吐丝结茧了。她们也收邻居家的茧子,请来村里老师傅们,完成从茧子到丝绵片的全过程。
最后两步,开绵、扯绵由梅玉惠和婆婆合作完成。不像淘宝上许多蚕丝被制作商,为了图快直接用剪刀破开绵兜。梅玉惠和婆婆一人站一边,双手抓住绵兜往后拽。这样拉扯的棉片,保存了手工剥茧得到的完整千米丝长。虽然慢——两个人一天最多拉
6斤手工丝绵,也就是2床春秋被,而用剪刀速度提升3倍以上——但这样制作的被子至少可以用20年。
完全依赖手工,订单多的时候,两人常常加班到半夜。这两年,她把曾在丝织厂工作的妈妈也请来帮忙,手工缝被、缝孩子蚕丝睡袋。稍有空闲,梅玉惠便带着孩子到田间桑林玩耍。
这是夫妻俩感到庆幸的,老大从小就是个自然的孩子。快速城市化,让家家户户种桑养蚕的传统在江南慢慢消失。大儿子抓住了这个尾巴。养蚕是他童年的一部分,共享着父母那辈的记忆:“从小帮父母采桑叶,养蚕,采茧子,桑椹吃到衣服洗不干净;和小伙伴在蚕室捉迷藏;偷吃祭蚕神娘娘的点心……”
正是出于对传统手艺日趋消失的紧迫感,夫妻俩在养蚕育儿之余,带着相机和录音笔,造访周边村庄的手艺人,记录从养蚕到制被的每个手作细节。
他们曾想过再向前一步,恢复从丝绵到绵线、织锦的手作过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竹制的传统纺锤,可惜连他们60岁的父母都不怎么会使用,就连制作这工具的竹匠都消失殆尽了。遍访周边,找不到传统纺车、织机,他们从新西兰买回羊毛纺锤和纺车试着恢复传统,可惜纺丝的效果并不好。
生产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他们尝试着做“手艺教育”。2017年春天,他们在自家老屋和5亩桑林里,开设梅和鱼丝绸手艺学校,试图覆盖从种桑到织染的全部环节和技艺。第一期只招8人,一下就报满了,大多是没有经验的设计师、画家或艺术家。也许是目前他们主要集中在生产阶段,还没有做好面向公众的教育准备,同时也没有住宿、饮食等配套措施,这期的丝绸手艺学校,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值。目前也暂时停摆了。
从“返回家乡”到“返回传统”,代表着他们返乡六年的思维转向。
如今,手工纺线、手工缫丝、手工织绸甚至手工纺车,都从江南的民间生活中慢慢消失,手作蚕丝被技艺,是目前唯一还活着的民间蚕丝手艺。2009年9月30日,它和江南整个传统养蚕生活方式等组成“中国蚕桑丝织”,入选了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无论是从生活实用,还是传承手工艺的角度,做好一条条蚕丝被,是他们当下最符合理想与现实的生活方式。返乡,对85后的他们来说,不是避世隐居,而是希望保留好乡土的智慧,最终带给住在城市和乡村的所有人。
创造另一种农村生活方式
刚回乡时,于建刚还想着在家兼职做品牌咨询的工作。回来以后才发现,农村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一年要养四季蚕,除了养蚕制被,采访手艺人,打理公众号,他每周六晚上都会到当地一位儒学爱好者家中,学习读经,学写毛笔字。梅玉惠喜欢手工实作,报名参加了夯土、蓝染等多个工坊。他们也把触角延伸到当地特色农作物——杭白菊、榨菜的制作和技艺保存上。用来展示这些产品的店面,是梅玉惠采用安吉的手工夯土技术,亲手设计装修的。
极佳的地理位置,方便他们到上海、福州参加农夫市集、CSA大会、返乡青年大会和国际慢食大会等。到杭州、上海看展览也是一小时车程内的事。向外展示的过程中,他们得以验证自身的价值。这些他们珍视的本地传统手艺与智慧,也是外面的人所向往的。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大师、手艺大师、摄影师、纪录片导演前来探访。央视网拍摄了名为《返乡》的纪录片,他们是四组故事的其中之一。2017年,世界知名广告创意公司BBDO选中“梅和鱼”,作为进入中国25周年庆的设计创意合作对象之一。创意蓝本来自他们一对客户的爱情故事。朱太太在结婚13周年之际,请梅和鱼把他们当年结婚的誓词绣在手工蚕丝被上,作为礼物送给先生。
回到乡村生活,虽然没了靓丽的光环,经济收入也不如工作时稳定,但整个人的状态,却是自然又单纯的。
他们正在践行的,就是自己想要的更真实更美好的生活。“春天,我们就放鹞子;夏天,我们就乘风凉;秋天,我们就看海潮;冬天,我们就孵日头。”于建刚说,“返乡创业和别的创业不同在于,没有一定要实现的销售目标,一意一念,过好当下的每一刻。这就是生活本身。”
父母曾经有过怨言,“早知道你们要回乡下,就不送你们去读大学了。”可是看着他们这一辈正在做的事,又和老一辈有些不一样。他们结合农村的各种传统智慧,正在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时隔两年再次采访于建刚,他正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与一位导演一起拍摄纪录片,当地正在规模化地恢复养蚕事业,他一边做助理一边学习。
三十岁的于建刚,再次返乡,终于不再抱着耻辱的心态。他确信,自己终将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意人+广告人+品牌顾问+摇滚歌手+记者+纪录片导演+农民+NGO+人类学教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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