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至今是我们眼前最近的改革进程,王小鲁从十八大加大反腐力度、遏制腐败现象谈起。由于一些方面的问题积累已久,改革推进的效果打折扣,改革的难度在增加。王小鲁回顾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2013年召开时提出的重要口号“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会议决定包含了60项改革措施,具体有300条以上,在当时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的进展并不理想。
一个好的变化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受到了抑制,基尼系数从0.49的最高点开始略有下降,最近几年在0.47到0.48之间摆动。从近期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改革期间的前三十多年,GDP都保持了8%~10%的高速增长,2010年的增长率还是10.6%,但是2010年以后逐渐下降,去年是6.9%,这意味着一些结构失衡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困难。民营经济的增速也在大幅度放缓,而且首次增速低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长期以来,产能过剩、房地产过剩、杠杆率过高、效率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因素在起作用,拖累了经济增长。最近几年推进结构再平衡的很多政策,是靠行政手段落实的,不是靠市场决定的。虽然推进结构再平衡有所进展,但还没有触及到体制方面的问题。八九十年代的边际生产率平均在0.5左右,2016年已经下降到0.14,相当于当时两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实现一块钱的GDP增长,现在却要投资七块钱,效率明显降低。
王小鲁认为,投资效率降低的关键原因是过度投资和消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过度投资是因为老百姓不消费,都把钱储蓄起来了,无法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只好拿居民储蓄进行投资。王小鲁认为这个解释并不合理,从2000年到2010年,政府部门在总储蓄中占的比重从-3.6%上升到10%,金融部门的储蓄比重也上升,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储蓄比重下降。实际上是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主动的角色,提高了投资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储蓄率。国民收入分配中,这些年发生了不利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国有控股单位(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5%、2000年的18%、2010年的25%上升到2016年的28%,占比不断上升。而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虽然也有上升,但是幅度有限,与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都有差距。政府过于热衷固定资产投资,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导致中国的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乏力的突出原因。王小鲁强调,把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片面的。在改革期间,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市场,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投资等,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做中国的唯一特点,否则中国就不是市场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