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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核心在人。“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如何将人的认知与空间结构统筹起来?本文运用空间句法对长沙市的空间形态和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探求多中心结构的背景下其空间结构能否满足城市的发展并发挥区域带动作用。
内容来源:《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作者:乔文怡、管卫华、王晓歌、王馨,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顾朝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注:本文根据原文精简整理而成 原文载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8年第1期
内容来源:《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作者:乔文怡、管卫华、王晓歌、王馨,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顾朝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注:本文根据原文精简整理而成
原文载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8年第1期
研究背景
多中心城市区域作为城市区域发展的新形态,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联合国人居署2015年提交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2016年颁布的《新城市议程》,对城市多中心的建设持积极态度,并提升到战略层面。所谓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即在城市的内部形成了多个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区域,每个区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并承担着一种或几种城市的功能,并且每个区域之间的联系畅通。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越来越重视强化建设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格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提出构建“两轴—两地—多中心”的新城市空间格局;《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提出要形成“一个都会区、两个新城区、三个副中心”的多中心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提出构建“多轴、多层、多核”的空间结构。
随着“中部崛起”、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实验区试点、大长沙设想和长沙国际化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长沙的发展面临新的契机和考验。在这一背景下,当前长沙城市发展的单核心空间结构既无法满足城市本身的发展,又难以发挥其区域带动作用,因此引导其向多核心式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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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以往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大多认为是城市空间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的推动作用。而英国伦敦大学比尔·希列尔教授提出的空间句法理论则首要关注的是已经形成的城市物质空间,认为现有的城市结构是由于交通网络对城市进行了分割。根据“最少且最长”的原则,用很长的轴线对空间进行尺度划分和分割,进而得到轴线地图。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逻辑关系就体现在轴线或者轴线群所蕴含的各项参数之中,进而可以定量描述位于城市自由空间中的交通线路的空间属性。集成度、集成度核心和智能度是本文所要用到的空间句法的几个关键形态变量。
(1)集成度
集成度包括整体集成度和局部集成度两个概念,是描述一个单元空间与系统中其他所有空间的离散或者聚集程度。集成度值越大,表示该空间在系统中的便捷程度越大,公共性越强,可达性越好,越容易积聚人流。反之,空间处于不便捷的位置。
全局集成度表示节点与整个系统内所有节点联系的紧密程度,体现了某一空间相对于其他城市空间的中心性。局部集成度表示节点与其附近几步内的节点联系的紧密程度,用来分析行人流量的空间分布,其变化意味着轴线所在街道社会功能的变化。其表达如下:
(2)集成度核心
在一个空间系统中,存在少数相互连接的轴线,其集成度非常高,这部分轴线构成了轴线图的集成度核心。具体算法是将集成度一次依次从高到低叠加,总和达到10%的值。集成核作为交通网络中连接度、通达度最高的线路,在城市中具有最强的渗透力和集成力,代表城市中心性最强的区域,即集聚多种重要功能的城市中心区。
(3)智能度
智能度是局部整合度与全局整合度二者相关水平的度量,代表局部空间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与周围空间的关系是否关联、统一。智能度越高,表明其局部中心性能可以更好地融入全局空间结构之中。智能度一般通过建立整体变量和局部变量间的关系比较,即全局集成度与局部集成度的相关性,来判断系统的智能性。其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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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句法的长沙市道路轴线分析
1、中心城区全局集成度演变分析
全局集成度代表城市中心功能空间的发展方向,能够通过乘数效应带动运动经济,使集成核地区的集聚功能强于非集成核地区,进而成为城市活动的中心。全局集成核的集成度越高,则表明其集成能力越强,城市内部人类活动最为活跃。通过对句法轴线的分析,可得到城市形态的发展及演变特征,准确判定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经过归纳总结,长沙城市全局集成核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1)全局集成核形态逐渐完善,规模逐渐扩大。为了突出全局集成核中的主要集成核道路,将全局集成核标准化值在前10%的轴线称为核心轴线(图1)。该部分轴线代表了全局集成核中长沙市集成能力和集聚能力最强的轴线。2000年以前,长沙市城市整体形态较为简单,只有几条纵横交错的集成核(如图1),尚未形成成熟的结构框架。通过计算可得出2000年的集成核为韶山路、五一路、解放路和人民中路,其全局集成度值分别为2.51133、2.44556、2.21127、2.17891。2016年,集成核数量和规模明显增加,其数量不仅在中环路以西的内部越来越多,在中环路以东也不断扩展,空间边界明显向东延伸,原来的集成核外围的轴线已经演变为更大的环状轴线网络。到2016年,集成核道路主要为人民路、朝阳路、五一大道和韶山路,其全局集成度值已经达到3.0137、2.98917、2.98474、2.85883,整体数值有所提高。整体来看,两个时期的集成核形态相似,主要围绕东西向的五一大道,南北向的车站路、韶山路、芙蓉路,在中环路(2016年称为东二环)呈现出较为规整的方格网形状。在2000-2016年间,长沙城区的全局集成核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全局集成核的更迭以及集成中心的不断变迁。全局集成核轴线向东部延伸,京港澳高速的全局集成度不断提高,由于道路网结构的集成度核心与中心区位置吻合,随着其走线的生成,围绕其附近的区域将形成具有发展潜力的增长中心。
图1 全局集成核轴线模型(红色部分为全局集成核)
(2)在主城区形成了明显的集成度中心。根据轴线图(图2)显示,2000年韶山路,呈现出最高的数值,达到2.51133,体现出这条道路是长沙市主要的城市干道和人流通道之一。从商贸业布局来看,以韶山路为轴,数个商业节点由北向南依次排开,成为商业由城市中心向南的过渡。导致周围道路的集成度均较高,中心性最强,可达性最好。五一路、解放路和人民中路全局集成核位于市中心区且在全局集成核中集成度值较高,进一步加强连中心城区的聚集能力。2016年,沟通城市南北的万家丽路集成度不断增强,空间吸引穿越交通的潜力较大,为一条重要的全局集成核轴线。五一路、人民中路一直占据主导集成核的地位,纵贯城市南北空间的万家丽路在系统中地位提升,再次证明城市空间有向东集聚的趋势。通过比较,集成度较低的轴线对应了湘江两岸和岳麓山风景区附近,主要原因在于湘江和岳麓山的阻隔和使得人们发生频率较少,难以形成人流聚集趋势,集成能力较弱。
图2 全局集成度轴线模型
2、中心城区局部集成度演变分析
局部集成度的变化意味着轴线所在街道社会功能的变化。通过增长中心的区位变化,可以判断城市空间中心区位变化的轨迹和趋势。
2000-2016年间,长沙城区的局部集成度呈扩大趋势(图3)。到2016年,在岳麓和星沙地区出现局部集成度高值区。由于局部集成度的变化意味着轴线所在街道社会功能的变化,意味着岳麓区和星沙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且在岳麓和星沙地区出现了因为局部集成轴线的数量增长而出现比较突出的局部集成核。其中河西地区绕金星路形成了新的局部集成核,河两岸的局部集成核依靠银盆岭大桥连接;东北部围绕京港澳高速、星沙大道、开元中路、东二路形成了局部集成核。总体来说,2000-2016年间,城市局部集成核基于老城区向东、北有扩大趋势;局部集成核主要轴线由单一的中环路、五一路和解放路组成,扩展为万家丽路、联通河西的橘子洲大桥和星沙地区的开元中路。这个大的集成核中心范围的街道轴线集成度高,它牵引着人流运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网络的不断互动和演化。新的集成核代表了城市中心功能空间新的发展方向,通过集成核增长中心的区位变化,可以判断城市空间中心区位变化的轨迹和趋势即城市空间向星沙和河西地区扩展,表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多中心的空间模式。
从空间分布演化情况来看,长沙市多中心空间发展策略下,城市空间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一主两次”的结构,符合《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年修订)的预期。
图3 局部集成度轴线模型
3、中心城区智能度演变特征分析
由表1可以看到,2000-2016年,长沙空间句法道路轴线数量明显增加,全局集成度明显提高,全局集成值区由[0.234390,1.079597]扩展为[0.266012,1.240071],局部集成值由[0.210897,6.345237]变为[0.210897,7.231619]。全局集成度和局部集成度的值分布区间较大,均匀分布,有较明显的相关特征。2000年,长沙全局集成度与局部集成度的相关系数为0.612,到2016年该相关系数为0.542(表1),两者呈中度相关性,说明整体智能度较好。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智能度越高的空间,其局部中心性能可以更好地融入全局空间结构之中,进而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乘数效应,使空间系统功能趋于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意味着随着长沙市城市空间趋于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协同性和聚合度较好,局部的中心性可以融入到全局空间结构中去。
表1 空间智能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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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多中心形成原因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经济实力和投资水平成为星沙区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引擎,消费水平在岳麓区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持续走高。这是由于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东郊星沙,吸引中外知名企业在此集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岳麓区一方面作为科教大区,其教育产出的结果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增加了就业率,提高了人均消费,从而带动人均消费,以拉动内需的方式,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反馈;同时依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同时其旅游业较为发达,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
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优劣始终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长沙市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一个区域中心逐步在河东的五一商圈形成。尽管经济实力差异使得长沙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市政府的西迁和省政府的南迁,加上对经开区和岳麓区的一系列规划,政府的政策导向在推动长沙形成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岳麓区和星沙区有潜力成为次中心。
图4 长沙市地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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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对道路轴线集成度、集成核和智能度等参数进行定量分析,研究长沙城区空间形态和演变过程。分析其形成原因,除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导向外,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从空间视角深入剖析形成这种空间结构的区域经济差异的驱动成因。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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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集成度模型显示城市中心一直集中于主城区,并向东、东北方向偏移。集成核的主干线依然延续历史发展脉络,其句法轴线在主城区内部不断填充,形态逐渐完善,呈现出较为规则的方格网状;
全局集成轴模型显示,沟通南北方向的万家丽路成为一条重要的全局集成核轴线,使得长沙空间结构处于一种中心集成核通过与周围局部集成核的连接逐渐扩张成为一个更大的集成核中心。这个大的集成核中心范围的街道轴线集成度高,它牵引着人流运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网络的不断互动和演化;
集成核内部轴线功能发生转移,外部增长潜力中心衍生,在河西和星沙地区出现了因为局部集成轴线的数量增长而比较突出的局部集成核。由于道路网结构的集成核与中心区位置吻合,新的集成核代表了城市中心功能空间新的发展方向,可以判断城市空间向星沙和河西地区扩展,表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主次多核的空间模式;
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优劣始终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政府的政策导向在推动长沙形成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宏观调控作。政府经济实力和投资水平成为星沙区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引擎,消费水平在岳麓区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持续走高。
针对长沙市的次中心的建设,其次中心功能的确定和发展都必须紧密结合本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在城市整体坐标下进行自我定位,不断突出次中心独有的职能特色,形成差异化竞争,使长沙的空间发展具有自己的城市特色。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刊植根中国问题,参照国际规范,推进学术研究,倡导人文复兴。主要刊登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学术水平高、指导性强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和引领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科发展。鼓励具有长期研究积累、多学科交叉的原创性研究论文。
名誉主编:吴良镛;主编:顾朝林;执行主编:武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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