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副主任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一、简介
城市空间结构一般被认为是将城市各个局部组合起来的空间支撑,而其观察、体验、使用、度量城市各个局部以及城市整体的尺度是否有关系?这一直都是城市形态研究的重点(Lynch, 1961; Alexander, 1965; Martin & March, 1972; Hillier, 1996;Castells, 1996; Portugali, 2000;Batty, 2013)。尺度本身是我们审视城市的角度,这涉及到空间与时间上的变化。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来看,匀质的空间网络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聚集效应,如不同规模社区的聚集以及白天和夜晚的聚集(图0)。本文提出一个假设,即跨越不同尺度的高效空间彼此相互协同,并在空间位置上彼此相互连接,构成了跨尺度的“立体”网络,最终形成多尺度下稳定的空间结构,这称之为空间网络形态的厚度。因此,从空间的角度,尺度这个维度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图0 空间—时间—尺度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基于空间句法的理论和方法,选取了10个城市,分别为曼哈顿、芝加哥、雅典、北京、伊斯坦布尔、伦敦、东京、上海、巴西利亚、威尼斯,重点研究尺度对于空间结构的影响。空间句法具体方法的详细介绍,可参考2016年《城市设计》第一期的相关文章(杨滔,2016a;赛义德 等,2016)。对于这些城市,轴线图都是根据2013年的Open Street Map (OSM)绘制,并在DepthMap中进行计算。基于计算结果,探讨这些城市案例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效率的异同以及基本形态特征的异同,并试图去发掘不同城市之间的空间效率模式的差异。这样有助于理解尺度因素如何影响城市空间网络形态中的聚集方式和机制。
这十个案例城市的选择考虑了以下因素。首先,这些城市具有一定代表性,遍及了亚、欧、美洲,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经济和环境影响下的空间格局。其次,它们也体现了方格网和自然变形的空间网格。前者如曼哈顿、雅典、芝加哥、北京,后者如东京、上海、伦敦、威尼斯;再次,它们反映了人工规划干预较多的城市,如巴西利亚、曼哈顿、北京、芝加哥等,以及自然有机生长偏多的城市,如威尼斯和伦敦等。最后,这些城市规模大小差异较大,即大致而言,街道数量差异较大(如表1的空间数),有助于检测规模大小本身对于本文分析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试图去揭示不同尺度之间空间效率的普遍性联系,而非独特性联系。
二、城镇案例的基本形态特征
研究一下这10个城市基本的形态特征,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首先,这些城市的街道连接度与道路网密度之间显然没有必然关联。一方面,连接度表示由两两相邻路口所限定的街道段的连接程度。对于正交方格网来说,大部分线段的空间连接度都是6,因此连接度越接近6,越表明是正交方格网。显然,曼哈顿、雅典以及芝加哥更接近正交方格网模式,反而北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交方格网。
另一方面,线段长度可近似地体现由两两相邻路口所限定的街道段的长度,可用于度量街坊块大小或者道路网密度。线段越短,街坊块越小,道路网密度往往越高。威尼斯、东京、雅典都有较高的道路网密度,较小的街坊块;而芝加哥、上海、北京、巴西利亚都有相对较低的道路网密度,较大的街坊块。虽然雅典和东京的连接度较高,且道路密度较高,然而芝加哥、曼哈顿、伦敦等案例表明连接度和道路网密度不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了从整个城市的角度而言,局部街道良好连接的城市未必完全都是密路网和小街坊。根据以往研究,路网的疏密变化折射出城市空间网络分区的几何规律,那么这也暗示了街道的连接度并与城市空间网络分区无关。
表1 10个案例城市的基本空间形态数据(空间数为Node Count,连接度为Connectivity,线段长度为Segment Length,幂指数为Power-law Exponent),其中从红到绿的色彩变化对应于每一列的数值变化,红色表示数值高,绿色表示数值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其次,在整个城市角度上,空间网络存在自相似的特征,且与道路连接度、或正交网格、或道路网密度都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本文分析空间数(Node Count)与半径之间的关系,并限定分析范围从100m到5km,这是由于威尼斯的半径接近5km,且便于在相同分析范围内进行比较。可发现,10个城市在这个分析范围之内都存在幂律规律,这说明了这些城市都存在较小尺度的空间形态与较大尺度的空间形态有类似之处,对应于社区、邻里、片区之间的自相似关系。
根据以往的研究(杨滔,2016b),正交网格的幂指数大约为1.8~2,而线性空间或十字轴模式的幂指数大体为1。前者对应于二维平面空间,后者对应于一维线性空间。根据表1,芝加哥、东京、伦敦、伊斯坦布尔、雅典的幂指数都在1.8以上,并小于2。不过,其中东京、伦敦、伊斯坦布尔显然不是方格网城市。那么,这可推论:这些空间网络变形的城市采用了“中心—边缘”和“边缘—中心”空间模式,获得了类似于方格网城市一种空间特征,即向两个维度上连续而均衡地扩展。不过,典型的方格网城市曼哈顿和北京则具有较低的幂指数,这说明这两个案例的空间形态更偏向于一维线性空间。对于曼哈顿来说,这是由于整个曼哈顿岛呈现长条形的几何轮廓,使得“东北—西南”方向的街道具有主导性的线性空间特征,而“西北—东南”方向的街道则只是附属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街道的称呼也体现了这一点,东北—西南”方向的是大道(Avenue),“西北—东南”方向的是街道(Street)。
而对于北京而言,这源于其超大街块模式,体现为大院、封闭小区、甚至明代里坊的空间痕迹等,这类似于某种断裂方格网模式。表面上这是大方格结构,而“尽端空间”使得大方格结构之中存在很多线性的空间组织模式,使得其幂指数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威尼斯和巴西利亚的幂指数较低也与其内部的封闭庭院或封闭住区有一定关系。虽然这两个城市的空间网络形态更为自由(威尼斯是自然形成的,而巴西利亚是人工规划的),然而断裂方格网模式仍然是这些城市的空间原型模式。
上述这两点都表明了:不管城市空间网络的几何表象,如正交方格网或自然有机格网,还是空间网络的局部特征,如街道的连接度或道路密度,都无法完全反映出城市空间网络形态的构成机制。下一步,我们将从不同的尺度去分析城市空间网络形态的构成模式。
三、空间效率的背景与前景网络
本文重点关注1公里、5公里以及n公里的空间效率的数值及其在相应城市中的分布状况;其中1公里可代表社区尺度,5公里可代表片区尺度,而n代表整个城市的尺度。首先,分别比较一下10个案例城市在三个分析半径下的空间效率的均值和最大值。在一定程度上,均值可视为对城市背景网络的近似描述,即城市中非中心性的、以居区为主的空间网络;而最大值则可视为对城市前景网络的近似表达,即城市各类中心彼此联系而构成的空间网络,常常与主干道有一定的重合性。如表2所示,红色代表较大的数值,而绿色代表较小的数值。随分析半径从社区到片区再到整个城市,几乎所有的案例都在社区尺度上有最大的空间效率均值,而在城市尺度上有最小的空间效率均值。由此可推论:在那些城市中,社区作为背景网络的基本单元,其空间效率都更高。
不过,例外是曼哈顿和芝加哥。在城市层面上,曼哈顿整个背景网络的空间效率更高,而在社区层面上其空间效率则最低。这说明了曼哈顿作为一个整体能发挥更大的空间效率。也许这种现象与曼哈顿规模偏小有关系,然而这反映了曼哈顿独特的空间网络结构。而芝加哥在片区层面上的空间效率最高,这也许与芝加哥较长街道的方格网有一定关系,将不同的社区直接联系起来了,因此在社区层面之上形成了更为高效的空间组团。
表2 10个案例城市在三个尺度下的空间效率(E表示空间效率),其中从红到绿的色彩变化对应于均值(或最大值)在三个分析半径下的数值变化,红色表示数值高,绿色表示数值低。
再看一下空间效率的最大值,其变化的情景比空间效率的均值更为复杂,大体分为3组。随尺度的变化,曼哈顿、雅典、东京的前景网络在城市层面上具有最高的空间效率,而在社区层面上具有最低的空间效率。不严谨地说,这表明了:对于这3个城市,社区中最主要的道路或中心并不明显,与其周边道路融合在一起,而城市中最主要的道路或中心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芝加哥、伊斯坦布尔、巴西利亚的前景网络在城市层面上仍然具有最高的空间效率,而在片区层面上具有最低的空间效率。这也说明了:这3个城市中,片区级的重要道路或中心与周边融合在一起,而城市级的重要干线或中心则仍然具有空间统治力。上海、北京、伦敦、威尼斯的前景网络则在社区层面上具有最高的空间效率,而在片区层面上具有最低的空间效率。可推论出:这4个城市中,社区级的空间组织更加主次有序,而在片区层面上空间结构变得更为模糊。
图1进一步对比说明了这10个城市的空间效率模式。根据代表背景网络特征的城市级空间效率均值,可给10个城市排序,由高到低分别为:曼哈顿、雅典、芝加哥、东京、上海、伊斯坦布尔、北京、伦敦、巴西利亚以及威尼斯(图1(上))。虽然片区级和社区级空间效率均值有所细微的变化,然而这基本上与城市级空间效率均值的变化趋势一致。此外,曼哈顿在三个层面上的空间效率均值都非常接近,且城市级的占优势,这表明了其背景网络在不同尺度上的表现非常一致而协调。威尼斯又是另外一个特例,其城市级和片区级的空间效率均值接近,而社区级的空间效率增强,这说明了从空间效率的角度而言,其社区级空间与其他两个层级空间区别明显。芝加哥、上海、北京又体现为片区级和社区级的空间效率均值接近,且均高于城市级的。这也表示从空间效率的角度而言,这三个城市的社区级和片区级的空间网络相互协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同尺度上的协调可视为一种空间网络的厚度,即不同尺度上较高的空间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彼此接近,以保持各个层级的空间结构可相互支持。
图1 10个城市的空间效率均值(上)与最大值(下)(来源:作者自绘)
图1(下)显示了空间效率最大值的变化情况,这体现了不同尺度的前景网络状况,或者也表明了空间效率最高的不同层级中心的情况。总体而言,几乎所有的城市中,三个层级的空间效率最大值都有较大的差别,除了巴西利亚。这表明:一般而言,那些城市中不同尺度的前景网络或空间效率中心的影响力各自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说明了基于空间效率的前景网络与背景网络存在差异,不同尺度的前景网络影响力体现了空间效率中心的作用,它们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不一样,表达出不同的空间影响范围。不过,各个城市还是各有侧重。巴西利亚在三个尺度上的影响力几乎类似;芝加哥与东京在片区级和社区级的影响力接近;上海在城市级和社区级的影响力靠近;而威尼斯在城市级和片区级的影响力相似。
四、城镇案例的空间网络立体联络
不同城市的空间效率的模式到底是如何的?这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网络形态的特征非常必要。图2-11分别显示了曼哈顿、芝加哥、雅典、北京、伊斯坦布尔、伦敦、东京、上海、巴西利亚、威尼斯在半径n、5公里、1公里的空间效率模式,大体对应于城市、片区、社区三级尺度;其中红色表示较高的空间效率,蓝色表示较低的空间效率。对于不同尺度的空间效率模式图,可根据计算半径的高低依次连续展示其空间结构模式,可称之为空间效率图谱。这可用于对比描述并揭示城市空间网络形态中跨尺度演变的空间结构,体现为尺度迁越的动态性。下文将分别对这些城市进行描述。
图2为曼哈顿的空间效率图谱。一般而言,曼哈顿呈现出单一方向强化的方格网格局,在城市和片区尺度上更为明显;而在城市、片区和社区三个尺度上,南北向的大道(Avenue)比东西向的街道(Street)具有更高的空间效率。14街以南的下城区(Downtown)在三个层级都明显具有较高的空间效率,体现为较为厚实的空间网络关联性;这个区也对应了曼哈顿最早、最为繁荣的金融区和多元的活力区;即使在社区层面上,空间效率较高的街道和地区明显对应着华尔街(Wall Street)、联合广场(Union Square)、苏活区(Soho)、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东村(East Village)。中城商业区也在三个层级都有次一级高度的空间效率,其中百老汇(Broadway)大道一直都是空间效率最高的街道,特别是从时代广场(Time Square)到林肯中心那一段。这也证实了上一小节分析的结论,曼哈顿三个层级的空间效率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本吻合的,这种尺度之间的相互协同,支持着活力中心的建构。
图2 曼哈顿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3为芝加哥的空间效率图谱。芝加哥的方格网模式在城市和片区这两级非常明显,其中还由于芝加哥河以及运河形成了斜向的走廊;在芝加哥东侧城镇化较高的地区,基于空间效率的方格网更为细密,特别是中心商务区(The Loop)及其西侧的格网比较密集,这是芝加哥最有活力的地区。然而,与曼哈顿不同,芝加哥的方格网在城市层面上更大,且向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相对均匀地展开;而在片区层面上,那些城市级的大街坊块被进一步细化为更多细小的方格网结构,与城市级的大方格网一起编织了更为丰富的空间网络结构,体现为空间网络的厚度。这种现象体现在芝加哥片区级的空间效率均值最高。此外,在社区层级上,芝加哥的空间效率中心分布较为均匀,并未连接起来形成明显的较大中心地区;然而,从红色到橙色、黄色、绿色的过程非常细致,这意味着效率不同的空间都支持着空间效率较高的社区级中心。总而言之,从空间效率来看,芝加哥的方格网结构在片区级体现得最为充分,然而这在于城市级和社区级层面上良好的空间关联,即城市级和社区级的高效空间能在片区层面上仍然获得较为高的空间效率,并彼此连接成为网络状。这案例体现了城市空间网络的跨尺度的厚度。
图3 芝加哥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4为雅典的空间效率图谱。与曼哈顿和芝加哥的方格网形成了对比,雅典在城市和片区层面上形成了以雅典卫城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呈现出一种自然生长的形态格局。雅典卫城以北的老城区在三个尺度上都具有较高的空间效率,尤其在城市层面上尤为突出。在三个层面上,雅典这些地区,如瑞达洛斯(Korydallos)、新伊奥尼亚(Nea Ionia)、奈斯米尔尼(Nea Smyrni)、格利法扎(Glyfada)、凯雷特西尼(Keratsini)、皮瑞斯港(Pireas)等,都具有较高的空间效率。在片区层面上,还可发现雅典卫城四周的各个区都次一级的放射状结构,特别是瑞达洛斯(Korydallos)、凯雷特西尼(Keratsini)、尼凯阿(Nikaia)形成了非常密集而又规则的放射状结构,从圆心向西南方向以及向西北方向放射出现的枝杈呈现出规则的方格网结构,甚至其强度高于雅典卫城。在社区层面上,相对于曼哈顿和芝加哥,仍然可以发现非常密集的空间效率中心或街道,它们彼此交织成较小的网状结构,其中不乏放射状结构和方格网。因此,雅典空间效率图谱更像多个层级相互嵌套的放射状结构,其内在几何机制为各个尺度上不同方向的方格网“走廊”在物质空间上相互关联起来。
图4 雅典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5为北京的空间效率图谱。与之前的案例比较,北京在城市和片区层面上,围绕故宫,呈现出“环套环”的空间结构,其放射状的结构并不明显,且只在城市级别上有所体现。在城市层面上,从空间效率角度来看,二环并不明显,反而是东单和西单与北二环和南二环构成一个长向的环;三环和四环、以及长安街、平安大街、前门大街—永定门大街等具有较高空间效率;东侧CBD的城市级高效空间构成了相对密集的网络。在片区层面上, 除了四环之外的某些地方出现了片区级的高效街道之外,二环以内的城市级的高效街道仍然保持高效,并强化了彼此的联系;中关村和望京也保持住了城市级的高效街道;朝阳路、东三环和东四环局部也出现了片区级高效的空间,不过相对于西三环和四四环更弱一些。在社区层面上,高效空间只是更为均匀的分布,并未形成更大规模的网络;只有二环以内,社区级高效中心周边有较多的橙色和黄色的空间,具备较多的空间层次。这说明了,北京空间网络较厚的地方还是位于二环以内的老城区,其中三个层级的高效空间彼此交织并协调。
图5 北京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6为伊斯坦布尔的空间效率图谱。与前面几个案例比较,伊斯坦布尔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空间形态,类似于“变形虫”。在城市层面上,其北侧、西侧、东侧的边缘形成了空间效率较高的“屏障”,在其内部,以法提赫(Fatih)、贝西克塔斯(Besiktas)的西侧、卡德柯伊(Kad?k?y)的北侧为中心,形成了三个彼此不同的放射状结构。而在片区层面上,各个分区的边缘反而具有较高的空间效率,大致围合出来一些片区,如余玛阿尼亚(ümraniye)、于斯屈达尔(üsküdar) 、阿塔瑟哈(Atasehir)、廷布尔努(Zeytinburnu)、拜拉姆贝沙(Bayrampasa)、贝伊奥卢(Beyoglu)、格基奥马帕萨(Gaziosmanpasa)、巴赫切利耶夫莱尔(bahcelievler)、以及小切克梅杰(Kucukcekmece)等。这与雅典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即雅典的各个片区的几何中心部分是空间效率较高的地方,以高效空间走廊去“穿透”各个分区,而不是去围合各个分区。此外,伊斯坦布尔在社区层面上较高效率的空间中心分布并不均匀,在西侧更为密集,而在东侧和北侧则相对稀疏,且并未形成更大规模的空间结构。伊斯坦布尔与雅典的空间网络形态的差别也许反映了它们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差异。前者的空间网络更为内向,呈现一定的空间防御态势;而后者的更为外向与匀质,呈现一定的空间拓展态势。
图6 伊斯坦布尔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7为伦敦的空间效率图谱。伦敦呈现出明显的以伦敦老金融城(The City)以及大象与城堡地区(Elephant & Castle)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类似于有机生长的“叶脉”。在城市层面上,中心区的北侧强于南侧,其放射状的结构在西北向的埃奇韦尔(Edgware)、北向的伍德格林(Wood Green)、东北向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东向的刘易舍姆(Lewisham)、南向的米彻(Mitcham)和克里登(Croydon)、西向的舍佩德布什(Shepherds Bush)等节点都有分叉,覆盖更为广泛的地区;M25环城高速公路也是次一级的高效空间。在片区层面上,M25环城高速公路消失,表明这只是用于远距离出行的交通通道,而非片区级中心;然而大部分的城市级放射状的结构仍然保持下来,且在中心区的老金融城(The City)、西区(Westend)、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形成了红、橙、黄密集交织的高效率网络。此外,沿放射结构,中心区周边的哈罗(Harrow)、伍德格林(Wood Green)、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伊尔福德(Ilford)、布罗姆利(Bromley)、克里登(Croydon)、米彻(Mitcham)以及舍佩德布什(Shepherds Bush)形成了社区级的放射状结构。在社区层面上,仍然可发现高效空间密集地聚集在中心区,特别是老金融城(The City)和与法律产业聚集的庙区(Temple);而在中心区之外,高效的空间也相对均匀地分布,体现了伦敦作为“都市村庄”的空间结构。总体而言,从空间效率来看,伦敦多重放射状的空间结构得益于三个层面上高效空间之间的彼此联系,这与雅典有很多类似之处,虽然雅典在放射轴上体现为方格网结构,而伦敦则表现为更为自由的结构。
图8为东京的空间效率图谱。对比伦敦,东京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环状结构,同时也保持了明显的放射状结构,这可类比为“开裂的年轮”。在城市、片区、社区三个层面上,东京这种以皇宫为中的“环加放射状”的结构都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社区层面上,高效的空间仍然彼此交织,形成了超越社区本身的空间结构,这在所有案例中都是独特的。此外,中央区、千代田区北部、港区、台东区、江东区西部在三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空间效率较高的方格网结构,虽然这些方格网随河流和皇宫在方向上有所变化。这种跨越尺度的空间网络厚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这些地区活跃的经济情况。另一方面,即使在外围的练马区、大田去、江户川区、立足区等,仍然能发现下一级的空间效率较高的空间聚集。因此,可以认为,东京的多尺度高效空间彼此联系非常密切,其厚度相对很大。
图8 东京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9为上海的空间效率图谱。对比其他案例,上海呈现出更为自由的“十字加环”的空间结构。在城市层面上,大致以人民广场和外滩为中心,或以成都北路(南北高架)、北京东路、河南南路、复兴东路所大约限定的地区为中心,沿南北高架、延安高架、复兴东路/张杨路,向东西南北呈十字轴延伸出去,且内环、中环、外环的一部分呈现出较高的空间效率,并与其他道路一起形成不规则的环形结构。此外,在浦东地区形成了明显沿黄浦江方向的高效空间走廊,即杨高北路—杨高中路—杨高南路,这在路名上都已有所体现。在片区层面上,“十字加环”的中心区仍然得以保留,成为更为密集的片区级高效空间,且向西和向北有较多延伸;海宁路—周家嘴路一线、五角场地区、高境地区、大宁地区、虹桥地区、上南地区、高行地区、金桥地区、新场镇地区等都出现的片区级的高效空间网络,且临近地区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在社区层面上,高效空间除了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人民广场和豫园附近,在上海各个地区都呈现出较为匀质的分布,这与芝加哥、北京、伦敦的情况都比较类似。
图9 上海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10为巴西利亚的空间效率图谱。从空间效率来看,巴西利亚的空间网络形态也比较独特,呈现出典型的分散组团模式。城市层面上的高效空间是联接各个组团的道路,除了在联邦区、瑟兰迪亚(Ceilandia)、塔瓜廷加(Taguatinga)、普拉纳尔蒂纳(Planaltina)、索布拉迪纽(Sobradinho)、莎蔓芭亚蕨(Samambaia)内部有所延伸之外,都只是在那些组团的边缘经过而已;此外,联邦区的中轴线从西向东经过办公区之后,逐步变弱。在片区层面上,大部分城市级的高效率空间走廊消失;除了瑟兰迪亚(Ceilandia)、塔瓜廷加(Taguatinga)以及普拉纳尔蒂纳(Planaltina)中形成了高效率的网格结构,其他组团内部只是出现了“鱼骨状”或“一层皮”的高效率空间。在社区层面上,绝大部分高效空间又与片区级的高效空间脱节。虽然图1表明巴西利亚在三个层面上的空间效率最大值相当接近,然而这些较高效率的空间在不同尺度上大约分布在不同的空间之中。特别对于联邦区,在三个尺度下,橙色和黄色的空间偏少,而绿色或蓝色空间偏多。这说明了不同尺度下高效的空间并未彼此良好联接,从而未能形成跨越尺度的高效空间网络。这个案例表明了空间网络的厚度不足的情况。
图10 巴西利亚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图11为威尼斯的空间效率图谱。威尼斯类似曼哈顿,也是一个岛,不过呈现完全自然有机的形态。在城市和片区的层面上,较高效率的空间沿河岸与海岸展开,依次将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圣克罗切区(Santa Croce)、多尔索杜罗(Dorsoduro)、圣马可(San Marco)、卡斯特略(Castello)串联起来,特别是通过圣马可广场将内河与南侧海岸线连接起来,称之为“空间效率脊梁”。整体来看,这如同将线性空间折叠起来,其中水路则起到到“切断”绝大部分道路的作用,使之成为“断裂且变形的格网”。在社区层面上,较高效率的空间集中在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卡斯特略(Castello)、多尔索杜罗(Dorsoduro)的东侧;虽然城市级的空间效率脊梁在社区层面上变弱不少,然而它作为橙色和黄色的中等效率的空间,仍然联系着上述三个社区级空间效率中心区。在这种意义上,威尼斯作为一个小岛,也呈现出多中心的结构,而多中心由在不同尺度上彼此关联。不过,对比曼哈顿,威尼斯的中心并未形成多重高效率街道构成的格网,而只是相对简单的一维线性街道。
图11 威尼斯三个尺度的空间效率(来源:作者自绘)
五、小结
总而言之,这10个案例各有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较高效率的空间在三个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空间结构。
除了巴西利亚不同尺度的高效率空间在地理位置上缺乏充分的联系,其他9个案例都表明了它们的高效率空间在地理位置上存在较多的协同和支持。曼哈顿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偏重的方格网结构,而威尼斯表现为自由而折叠的线性空间结构。这两种空间结构在本质上比较类似,体现了线性空间的特征。芝加哥显示为两个方向兼顾的正交网格,而在片区层面上更为密集;东京表达为多重放射加上多重环的模式,在社区层面上仍然保持比较清晰的结构,这可视为正交网格与极坐标网格的对比。
雅典和伦敦都呈现出多重的放射状结构,并穿过片区级中心,不过雅典的放射轴为长向的方格网,而伦敦则为更加自由的格网。北京表现为“规则的环形”加“弱化的放射状”结构,在片区层面上强化其方格网的老城中心;而上海体现为“自由的环形”加“十字轴”结构,在片区层面上并未强化其最早的老城厢,而是强化了外滩部分。伊斯坦布尔呈现为自由的“变现虫”模式,较高效率的空间限定了其各个片区,而非穿过其片区,体现了相对内向的空间模式;而巴西利亚则表现为自由的分散组团结构,组团之间缺乏多尺度的联系,虽然其联邦区的空间外形类似一架飞机。
因此,可认为良好的城市空间网络结构依赖于不同尺度的高效率空间彼此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同时在同一尺度下不同效率的空间适度协同,形成空间效率精细叠加的空间网络形态。这体现了不同尺度的空间联系的丰富程度和稳定程度,可视为城市空间网络形态的厚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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