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美国布朗大学召开国际会议,UCL教授Jennifer Robinson作了“比较城市主义:定义当下城市理念”的主旨演讲。她反对将城市划分为富有/贫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亚洲/非洲、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等,建议不为城市打上任何记号,而将各个城市多样化的发展轨迹分别看待,分析它们特有的历史、地理位置、经验和城市化道路。城市比较不是为了变成别的城市,而是为了发现比较对象发展成那个样子时的条件,以及自己现在具备的特殊资源和劣势,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能为自己带来哪些启发,以及“一群孩子”比较的时候可以发现哪些规律。受篇幅所限,本期课题只深度探讨两个“别人家的案例”和两个“群比”。但这四个城市-区域比较都非常有特色。
第一个“群比”是五年规划的比较。出人意料的是,被认为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东亚,五年规划反而不如以“自由民主”著称的南亚内容丰富。南亚7国除了缺乏存在感的马尔代夫和之前内战不止的斯里兰卡,其他国家(包括不丹在内),都有非常详尽的五年规划,尤其印度和孟加拉国(从印巴分治算起),甚至持续至今——当然,持续性与完成度是两件事情。另一个有趣的点在于泰国与印度的“画风”之比,一个是谨慎保守却经常超额完成,一个乐观热情然而完成度一般只有50%而且常年纠结于撒胡椒面式的乡村扶贫。
第一个“别国的城市-区域”比较是从印度看中国。这是一场诡异的比较,因为德里-孟买经济走廊的战略是“大如京沪高铁沿线的京-阪都市绵延区”,它的区域规划格外强调空间(space)的拓展,而不是地点(place)。这与中国现在的空间规划逻辑相当不同。回望中国1990年代的状况,“以点带面”、“要想富先修路”,可能会有助于理解印度的现状。
第二个“别国”比较涉及日本和泰国的国家宣传策略,暗指东京和曼谷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撕裂或者时空修复。“酷日本”14年来的文化战略浓缩在“东京八分钟”里,却遭遇了本土“町营造”的反抗。如果不是像日本这样有“避免自我东方化”的决绝和足够的人均GDP,也许发展的路径就是像泰国那样,用偏土特产品改良的消费型文创产业吸引别国消费能力不高却有个性追求的年轻人,并且文化生产的中心也逐渐向北部重要的旅游节点城市清迈扩散。
最后一个“群比”是各个国家边缘城市化地区发展策略上的比较。通常人们会认为边缘城市化只发生在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但韩国的釜山却嘲弄了那些试图发展观光型文化创意产业的地区,马来西亚也用大城市边缘以外向型旅游业(即吸引外汇)的主题公园打了那些试图用旅游业带动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化战略的脸。而中国的“田园综合体”、“旅游综合体”,会不会也如此步其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