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欧美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加剧,城市中不同群体隔离与聚集产生的社会效应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邻里效应因此成为欧美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所谓邻里效应,是指邻里的某些特征会对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对弱势群体尤甚。当前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城市中也正出现相似的社会空间分异趋势,而国内学术界对邻里效应的讨论较少。为此,本文基于对近年来欧美学界邻里效应实证研究的回顾,梳理邻里效应对居民的就业结果、邻里满意度、迁居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对邻里效应的研究方法进行初步讨论,以期为正在发展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提供理论解释,并为中国邻里效应实证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当代中西方城市均处于转型之中,不断加剧的社会空间分异是其主要特征。欧美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始于20个世纪60年代,学者特别强调对社会差异和不平等以及基于它们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认为它们能够展示充满了隔离、交叠和极化作用的复杂的城市景观。近年来,随着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重组、信息交通技术的发展、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产生、国家福利退减等多种进程,欧美城市中出现了新的社会极化现象。城市变得“分化”“碎化”和“双城化”,新的居住空间类型正在出现,如同利开发社区、防卫社区、“下层阶级”聚居区等。不断加剧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不同群体的隔离与集聚会产生什么样的邻里效应?尤其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居住在剥夺邻里中是否会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带来不利影响?是否会使他们进一步被城市主流社会边缘化?为此,本文着眼于梳理近年来欧美学界“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启示。
1 邻里效应的内涵
西方早期研究多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状态主要受个人/家庭层面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发展也与其所居住的邻里密切相关,于是引发了关于邻里效应的讨论。所谓邻里效应,即邻里的某些特征会对个人的社会经济结果(socioeconomic outcomes)产生影响。该词最早由社会学家威尔逊在对美国下层阶层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他认为贫民窟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排斥,邻里的隔离程度与下层阶级的失业率有关。一般来说,特定人群聚居产生的邻里效应,会通过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机制作用于居住在其中的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其中,内部的机制包括社会集体(social collective)、模范/群体效应(role/peer model)、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竞争(competition)和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等;外部的机制包括邻里名声(neighborhood reputation)、制度或资源的限制等。例如,在模范作用中,由于剥夺邻里缺乏高学历、高收入的居民,导致居民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目标期望过低,形成“贫困文化”;在群体效应中,剥夺邻里中的不良行为会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受限制的社会网络亦会减少低收入群体获得经济地位提升的机会。
卡尔顿等根据邻里与个人/家庭发展的关系,将邻里分为五类。(1)孵化器(incubator),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务、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等,这类邻里通常较为稳定,家庭和邻里社会经济状态缓慢提升。(2)发射台(launch pad),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资源,但家庭经济地位获得提升后会选择迁出,邻里流动性较高,整体状态几乎无提升。(3)自选择的邻里(neighborhood of choice),迁入家庭比迁出、留下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一种情况是形成混合邻里,其中低收入家庭收益;另一种情况是完全被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取代,如绅士化过程。(4)舒适区(comfort zone),如移民飞地,能给予低收入家庭文化和社会支持,邻里通常较为稳定,社会经济状态提升较慢,但邻里满意度较高。(5)隔离邻里(isolating neighborhood),由于贫困和不安全,该类邻里往往导致其居民与外部的机会隔离,居民的社会经济状态很难提升,邻里依赖程度和邻里满意度低。
2 邻里效应的作用结果
邻里效应实证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2000年以后快速增加,涉及的领域包括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人口学和公共健康等。相关研究认为,在排除了个人/家庭层面的因素之后,邻里的社会和环境特征能对其居民的态度、行为和健康状况产生独立影响。本文主要从城市规划领域出发,综述近年来欧美学界关于邻里效应对就业结果、邻里满意度、迁居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表1)。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三种影响之外,公共健康、流行病学、药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对邻里效应的作用结果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邻里效应通过社会接触、环境、空间和制度等机制,影响着疾病传染、慢性病发病率、肥胖、酗酒、心理问题、犯罪率、生育率、辍学率和青少年发展等方面。
表1 邻里对居民就业结果、邻里满意度、迁居意愿和行为的效应
2.1 对就业结果的影响
普遍认为,剥夺邻里的社会网络会对其中低收入个体的就业结果产生影响。社会网络是指由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个体组成的高度联通的人际网络。邻里的社会网络通过两种途径对个人产生影响:信息传播和规范约束。在个人就业方面,邻里社会网络能提供就业信息,有助于扩展就业机会,这种社会网络对于低收入群体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难以克服远距离障碍获取信息。因此,近年来大多数关于邻里对居民就业结果影响的研究都围绕剥夺邻里展开。
实证研究方面,直接考察居住在剥夺邻里与居民就业的关系,并没有显示出相关性。比如迪雅尔丹和戈菲特-纳戈根据对里昂市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内生性选择的前提下,居住在剥夺邻里中对个人的失业可能性无显著影响。类似的,达姆基于对丹麦移民的调查发现,虽然个体的就业状态与邻里族裔构成相关,但与是否居住在剥夺邻里中并不相关。然而,当引入社会网络的视角以后(如社会网络的类型、质量、规模、强度等),结果显示剥夺邻里会对个体的就业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平克斯特基于对海牙市一个低收入邻里和一个混合邻里的研究显示,低收入邻里的居民在找工作时更倾向于非正式的邻里社会网络,即低收入邻里通过影响就业信息的可达性影响个人就业状态。安德森等基于美国就业普查数据,研究移民飞地中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对移民就业状态的影响,发现移民社会网络成员被雇佣的比例显著影响着移民的就业状态。普费弗和帕拉基于对纽约五个农业邻里的调查,发现邻里的强/弱社会纽带和人力资本都在拉丁美裔移民就业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低收入人群的作用尤其明显。赫勒斯坦等以美国企业员工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追溯员工的居住地,发现基于邻里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的确存在,且这种网络对于西班牙裔、低技能者尤其重要。达姆在对丹麦移民安置计划的研究中,用移民飞地的规模来表征邻里社会网络的强度,发现移民飞地规模与移民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刘姓学者对美国三个城市族裔飞地的研究发现,不同区位的族裔飞地,其居民的通勤距离虽然不同,但就业率并无显著变化,显示了邻里社会网络在移民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克朗佩塔-伦德奎斯特和马西针对美国“迁往更好的机遇”(MTO: Moving to Opportunities)公共住房计划的受试家庭的研究发现,邻里贫困率和在邻里居住的时间(代表社会网络强度)对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收入和福利依赖有显著影响。除了社会网络之外,范·哈姆和曼利基于苏格兰普查数据的研究显示,邻里住房所有权混合程度也是就业的影响因素之一,居住在剥夺邻里中并拥有住房对个人的就业结果影响较大。加尔斯特等基于瑞典三个大都市区的就业人口数据研究显示,邻里收入混合程度对个人就业收入存在影响,影响显著性随性别和就业状态而异,其中未完全就业的男性对邻里收入混合最为敏感。
总的来说,邻里效应对就业结果的影响常见于剥夺邻里,这是因为基于邻里的社会网络在低收入群体获取就业信息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邻里的规模、居住稳定程度、收入混合程度、整体就业水平、族裔构成等因素能通过影响邻里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的质量、规模和类型,进而对个体和家庭就业结果产生间接影响。
2.2 对邻里满意度的影响
邻里满意度反映了邻里对居民的需要和期望满足的程度。研究邻里满意度的目的在于衡量居民的生活质量,或预测居民的迁居可能性。关于邻里满意度的研究,早期的学者多认为个人或家庭层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会对邻里满意度产生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邻里层面的特征也会对邻里满意度产生影响。一般认为,融合的邻里能提供友情、社会资本,增加邻里融入,最终增强居民的邻里满意度。关于邻里满意度的主要理论包括:(1)社会混乱理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邻里的居住稳定性、族裔异质性、破裂的家庭和经济资源会影响邻里社会纽带的形成,而社会纽带有助于在社会混乱时形成社会控制,进而提高邻里满意度;(2)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该理论认为邻里的居住稳定性、个人的居住时间与邻里社会互动相关,能进一步作用于邻里满意度;(3)社区有限责任理论(community of limited liabil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人的经济投资(如拥有住房)或社会投资(如结婚生子)会影响对邻里的依赖程度和邻里满意度。
从近年的实证研究来看,邻里层面的社会特征和物质空间特征均会对居民的邻里满意度产生影响,这其中既包括客观的邻里特征,也包括居民主观感知到的邻里特征。社会特征方面,达松普洛斯和蒙纳特基于洛杉矶的家庭和邻里调查,研究发现居民感知到的邻里社会融合、社会控制与邻里满意度相关,而社会支持与邻里满意度无显著关系。达松普洛斯等基于2009年拉斯维加斯大都市区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相比邻里物质环境,邻里的社会纽带对居民邻里满意度的贡献更大。希普基于三个时间段的美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在低收入邻里中,邻里的居住稳定性越高,居民的邻里满意度越高;此外,其基于美国24个大都市区的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邻里的族裔异质性、单亲家庭的比例、感知到的邻里社会混乱对居民的邻里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物质空间特征方面,胡尔等基于美国富兰克林郡的问卷调查和卫星影像分析,研究发现客观测度的邻里建筑密度和主观感知到的邻里植被覆盖率与居民的邻里满意度相关。洛夫乔伊等选取加利福利亚的八个邻里,验证新城市主义的设计手法是否有益于邻里满意度的提升,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传统邻里比郊区化邻里的居民邻里满意度更高,这来源于居民感知到的更高的邻里多样性和活力。
总的来说,在排除了个人/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和住房特征之后,邻里仍存在对居民邻里满意度的独立影响。邻里的社会融合、居住稳定性、社会控制、社会纽带、族裔与人口学构成、社会混乱等因素被认为与邻里满意度相关;同时,邻里的物质空间设计通过影响居民对邻里社会环境的认知,间接影响居民的邻里满意度。
2.3 对迁居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非均衡模型(disequilibrium model)通常被用于解释个体的迁居行为。在该模型中,当现今居住条件不是最优解时(非均衡性),居民便会产生迁居动机,而最优解的关键之一在于满足家庭需求和承受能力的邻里环境。因此,邻里的某些特征会对个人和家庭的迁居意愿或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究竟是邻里社会经济构成还是邻里族裔构成,西方学术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一方面,地方分层(place stratification)理论认为,由于住房市场的族裔偏见,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都抵制少数族裔进入自己的邻里,即使少数族裔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即个体对特定族裔构成的邻里的偏好,决定了其迁居意愿和行为,该模型更能解释白人的迁居意愿和行为。另一方面,空间同化(spatial assimilation)理论认为,少数族裔通常与贫困、家庭破裂、失业等特征联系在一起,族裔不过是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人”。随着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家庭迁居的能力也更强,因而迁居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该理论能较好地解释拉丁美裔和亚裔的迁居行为。
实证研究方面,近年来多数研究证明,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变量之后,邻里族裔构成特征仍影响着特定族裔的迁居意愿或行为。一种解释是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同族裔的人聚居(in-group preference)。如克雷萨等基于对芝加哥和底特律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白人最倾向于在全是白人的邻里居住,而黑人则倾向于族裔混合的邻里。范·哈姆和克拉克基于荷兰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当邻里中少数族裔的比例增加时,居民更倾向于搬迁。类似的,费顿和范·哈姆对荷兰的研究发现,邻里社会经济变化对居民迁居意愿无影响,但少数族裔比例上升会增加居民迁居的意愿。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倾向于避免与特定族裔的群体居住(out-group preference)。如刘易斯等对休斯顿大都市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当邻里中黑人/西班牙裔居民比例增加,白人的居住偏好下降,但其居住偏好与亚裔比例无关。佩斯等基于美国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邻里的黑人比例增加时,古巴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居民都表现出迁居意愿,邻里的族裔构成对黑人的迁居意愿无显著影响。除此之外,亦有研究证明,邻里名声、邻里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学特征、邻里迁入率和迁出率、家庭对原邻里的依赖程度也会对迁居意愿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总的来说,实证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共识:邻里的居民构成能显著影响居民的迁居意愿和行为。在欧美城市语境下,这种“居民构成”更多地被理解为族裔构成,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假设。而事实上,族裔构成对迁居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实证问题,其影响程度往往取决于邻里特定族裔的比例(变化),亦取决于受访者自身的族裔特征。
2.4 其他方面的影响
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邻里混合程度和邻里物质空间环境对居民社会纽带、社会资本、幸福感、社会交往、社区认同等方面的影响。邻里混合程度方面,住房所有权混合和收入混合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剥夺邻里社会排斥的有效政策,因此许多文献对其作用效果进行了探讨。例如,柯利基于对美国“面向所有人的住房机会”(HOPE VI: Housing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Everywhere)住房计划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搬迁至混合邻里后,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纽带并未获得显著改善;同时,他通过对波士顿参加HOPE VI住房项目家庭的跟踪调查,发现相比邻里的收入混合,社会服务设施、地方依赖和安全感更有利于居民社会资本的累积。格雷厄姆等通过基于英国普查数据研究发现,邻里的住房所有权混合程度与居民社会幸福感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然而,路德维格等通过跟踪调查美国从贫困邻里搬迁至混合邻里的家庭,却发现在搬迁10~15年后,搬迁群体相比未搬迁的群体,其幸福感得到了显著改善。
邻里物质空间环境方面,内申等基于对美国某个州城市、郊区、农村邻里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邻里类型会影响居民社会交往的频率和类型。罗杰斯和素功拉达那梅提基于对休斯顿两个郊区邻里和两个经过设计的邻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邻里设计能影响居民的社区认同。希普和佩兰基于对美国一个新城市主义邻里的调查研究发现,邻里中家庭间的物质空间距离能影响社会纽带的形成,证实了物质空间邻近性在邻里社会纽带形成中的作用。
3 邻里效应的研究方法
邻里效应实证研究的数据大多为观察数据,包括个人/家庭和邻里两个层级,来源于全国普查或针对特定邻里的社会调查。除此之外,为减小邻里特征变量间的共线性影响,亦有研究采用实验数据,例如基于虚拟邻里的因子实验(factorial experiment)。在该实验中,虚拟的邻里被随机赋予一系列特征,如收入构成、族裔构成、犯罪率、贫困率等,以保证变量间不会产生相互关联。还有一种实验方法是对公共住房项目进行跟踪调查,对比分析“搬迁组”和“控制组”的结果。研究方法方面,因涉及个人/家庭层面和邻里层面的自变量,因此主要采用多层模型(multilevel models)来辨析两层自变量的不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设计中对邻里空间范围的界定、对内生性选择的影响的处理,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偏差,进而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应当引起重视。
3.1 邻里范围的界定
虽然邻里包含社会空间的含义,但近年来的邻里效应实证研究多从物质空间的角度出发,认为邻里是有明确地理边界、包含相应服务设施和空间的居住区。考虑到数据获取的方便性,大多数美国研究将普查区(census tract)定义为邻里。普查区是郡县下一级的、相对永久性的地理实体,在人口统计学特征、经济状态和居住条件方面尽可能达到同质性,每个普查区大约包含1500户,4000位居民。类似地,范·哈姆和克拉克在荷兰的研究中,将四位邮政编码区(面积小于1k㎡)定义为邻里。
事实上,邻里的空间范围越小,越接近于人们真实感知到的邻里,调查结果越具有可信度。因此,有文献尝试将街区视作邻里。街区大约是半径为5~10分钟步行距离的地域范围,拥有400户左右的居民,每个普查区包含1~5个街区不等。除此之外,胡尔等在对美国俄亥俄州富兰克林郡的调查中,基于遥感数据和GIS,将每个家庭周围步行5分钟可达的地域定义为该家庭的邻里。希普在研究美国邻里满意度时,将普查区与11户家庭所组成的微观邻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微观的邻里特征更能解释邻里满意度。
另一方面,亦有学者认为在研究少数族裔移民邻里时,需要同时满足人口聚集和空间聚集两个条件,因此邻里的空间范围需要比普查区更大。例如,达姆在丹麦的移民就业的研究中,将自治市定义为移民的邻里。刘姓学者在对美国移民就业的研究中,将规模大于10万人的调查空间单元定义为移民的邻里。
3.2 排除内生性选择的影响
邻里效应研究的关键在于排除个体和家庭对邻里内生性选择(endogenous neighborhood selection)的影响,即辨析是邻里对个人和家庭产生了某种影响,还是个人和家庭本就会选择居住在具有某种特征的邻里。在简单随机抽样中,这种不可观测的空间选择变量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一种解决方法是采用纵向数据,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s based on longitudinal data),通过虚拟变量代表那些不可观测的、不易改变的变量;或用差距模型(difference models based on longitudinal data),通过对比两个时间段,消除那些不可观测的、不易改变的的变量。例如范·哈姆和曼利在研究邻里住房所有权混合对个人就业结果的影响时,自变量选用了1991年的邻里住房所有权混合程度,因变量则为1991—2001年的个人就业变化情况。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实验方法,对搬迁或住房安置计划中的家庭进行追踪,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及搬迁至不同邻里的居民的社会经济状态变化。例如对参与美国MTO住房计划和HOPE VI住房计划的家庭的跟踪调查,研究从剥夺邻里搬迁至混合邻里的居民的社会经济状态变化;或对比研究搬迁至(指定)混合邻里组、任意邻里组和不受资助组的社会经济状态变化情况。亦可以依托某一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排除邻里内生性选择的干扰,如哈姆基于丹麦的移民安置计划展开研究,该计划在1986—1998年间随机安排移民至丹麦的难民到245个自治市的1710个邻里中,因此不存在内生性选择的问题。
4 对中国的启示
与欧美城市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高速和规模巨大史无前例。在这一时期,制度惯性、城乡迁移、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及城市规划策略等多种力量,共同推动了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演进变迁。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加快,城市社会空间各种分异现象凸显,如相似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邻里或社区的出现,城中村等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地域的显现,高级别墅区与流动人口聚居区在城市郊区的并存等。在日益分化、碎化的中国城市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聚居所产生的邻里效应亟待研究。特别是对农民工、下岗职工、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等城市弱势群体来说,聚居区的邻里效应显得尤为重要。空间聚居是否会使他们进一步被城市主流社会边缘化?是否会对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问题亟待实证研究的回答。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邻里效应的研究较少,其中多数是对欧美邻里效应理论和相关政策的介绍。实证研究仅见于孙瑜康等和陈宏胜等对广州的研究:前者基于对商品房社区和城中村的对比研究,分析邻里的社会经济特征、机构资源特征等要素对青少年教育与成长的影响;后者基于对保障房社区和周边商品房社区的调查,探讨保障房社区的外部邻里效应对周边社区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本文认为,中国邻里效应研究应注重以下两点。
(1)辨析邻里效应在中国城市社会中是否存在
首先应当明确:欧美邻里效应的研究假设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默认个体对邻里的选择是衡量一系列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内生变量。同时,在高度自由化的住房市场中,欧美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年轻家庭)的居住迁移率很高,这种居住迁移往往反映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然而,在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住房市场是由政府决策和市场因素共同推动的,表现为公共住房和商品房供给不平衡、特大城市住宅价格奇高,加上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导致中国城市家庭居住迁移率很低。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来说,由于户籍的限制,他们的住房选择十分有限,居住在城中村往往是一种“被动选择”。那么,建立在欧美城市自由市场语境中的邻里效应假设能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城市?这个问题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
其次,欧美研究普遍认为,居住在剥夺邻里中将不利于个人发展,而剥夺邻里常与少数族裔群体相联系。研究中存在一种族裔代理假设(racial proxy hypothesis),即社会问题总是集中发生在那些少数族裔聚居的邻里。这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较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少数族裔的住房选择有限,因此往往居住在剥夺、不稳定的邻里中。然而,族裔究竟是不是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人”?在控制了族裔特征之后,邻里的其他特征是否依然会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现有实证研究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答案。中国城市中几乎不存在因少数族裔问题导致的住房市场歧视,那么,邻里效应(特别是剥夺邻里对弱势群体的负面效应)是否依然存在?该问题也亟待实证研究的回答。
(2)区别分析不同群体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
在邻里效应研究中,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当代欧美城市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少数族裔群体、妇女、单亲家庭和无家可归者等,具有失业、在业低收入、无保障、移民贫困等特征;而中国城市的弱势群体则主要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等。作用对象不同,可能导致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不同。例如,欧美研究普遍认为提高邻里的居住环境有利于个人邻里满意度的提升;而针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则显示,由于他们不打算在城市长期定居,因此对居住环境并不看重,需要的生活设施也更少。又如,欧美研究普遍认为剥夺邻里中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居民获取就业信息;而针对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研究则显示,当获取工具支持时,他们更倾向于依靠聚居村外的社会网络。因此,迫切需要针对不同弱势群体开展研究,区别分析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
作者:盛明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roseroseroseming@hotmail.com
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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