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10年时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多。在快速城镇化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不够合理确实造成了对生态资源的破坏。
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得很多,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意味着国家发现这样问题的存在,问题也根源于自身发展转型的需要。我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过于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现在更加看重全面的发展。
规划行业,这些年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2014年,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共同确定了全国14个城市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今年住建部又确定15个城市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改革的试点。
当我们在考虑城市的转型,或者思考规划需要怎么去更好地应对问题的时候,视野也比原来更大了,现在都讲全域规划,就是集中建设地区和集中建设地区以外的非集中建设地区,或者是生态控制地区。城和乡的关系,或者集中建设用地和非集中建设地区的关系,或者是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的关系。这些概念实际上都不是对立的,像太极一样是相互融通的。
从全域视角来看,在非集中建设地区或者说生态控制地区,它绝对不是一个均质化的、绿色的、生态的,其中必然包含着一部分建设行为。以南京为例,实际上根据2014年国土部门的调查材料,当年非集中建设区差不多是5500平方公里,占南京全市域面积的83%。村庄建设用地500平方公里,占了10%的比例。
新一轮的乡村建设热潮,又称为乡村地区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也在呼唤做出更多、更好的应对。当前的规划编制体系、管理体系能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需求,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从规划编制体系来看,实际上目前的城乡规划体系对于非集中建设地区的内容和空间方面的覆盖都不够,在目前的规划体系中,对于规划建设区以外的空间关注度不够,就算有一些关注,它的深度也是不够的。
从管理的角度看,实际上我们对于集中建设地区管理上的管控也是不够的。
当前,出现了“减量没手段,增量没政策”的问题。减量没手段是人减得快,地减得慢,因为没有太多的管控手段使得建设用地或者是农村用地的建设用地的增减跟人的变化有更多的关联。增量没政策是新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模式的涌现,缺乏及时创新,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定规划依据和审批依据的有效指导,对于这些新的需求,规划上面的思考、管理上的制度安排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