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介鸣在 “城乡规划转型:从增长到发展”研讨会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2017年度主任委员会的演讲内容整理,已经发言人审阅。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感谢会议承办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协办单位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资源支持!
城乡统筹规划的重要课题是乡村非农发展。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呈现出集中发展与相对集中的扩散并存的趋势,这样就给予了乡镇县城发展的机会。相对集中的扩散只局限于发达地区,其他不发达地区还是向大城市集中。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非农发展问题,我们提出“乡村非农发展指数”的概念,它由两个变量构成,一个是非农就业比重,一个非农经济比重,指数从0到100。据此我们将全国县级单元分成发展地区,中等发展地区和欠发展地区(见图1;图2)。对比2000年,2010年中国乡村的非农发展确实有比较长足的进步。特别在内地,中等发展地区数量在增加。
非农发展指数分布(2000)
非农发展指数分布(2010)
非农发展对人口迁移有什么影响?非农发展是因,人口迁移是果。从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的比例来看,发展地区人口流入,中等发展和欠发展地区人口流出,欠发展地区比中等发展地区人口流出更多。发展地区的乡镇也为不发达地区流出的农民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江苏省大部分乡镇属于发展或中等发展状态,但能够吸引农民工的乡镇是苏南所谓“超级非农发展乡镇”,这些镇外来人口比例平均占到22%。
我们选取了十个县级单元做深入案例研究,分别分布在发展地区、中等发展地区和欠发展地区。发展地区基本是流动人口集聚地,如昆山和番禺的每个乡镇都创造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而吸引内地的农民工。发展地区的乡镇经济发展良好,享受着全球化生产的优越性,城乡差别基本消失。主要存在农地和建设用地的细碎化,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效率低和环境生态问题。还有土地利益分配问题,外来打工者没能市民化,而本地农民能够享受土地出租带来的分红,都是农民身份,待遇相差很大。在这个地区,“城乡差别”消失了,土地利益造成的“乡乡差别”出现了。
顺便提一下最近媒体上读到的新农村土地政策,建议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开发城市租赁住房。如果是利用农村资金和土地为城市提供租赁房,无可厚非;如果是与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土地升值,为村集体创造土地收入,那是错误的。因为真正需要分享城市化土地红利的是欠发展地区,对发展地区的农民而言,那是锦上添花。
整体而言,中等发展地区的县城一般都有吸引力,人口流入;县城以下的乡镇,偶尔会有一两个非农发展不错的,那些乡镇的企业一般没有辐射力,无法给周围乡镇带来正面的外部性。县城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有一定水平,一般是服务业比较好,属于消费型。如果乡镇有非农经济,一般是生产性的,制造业、旅游业为主,属于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型。所以,省会城市—地级中心城市—县城体系属于财政投入下的消费型城市,有一定积累的农民工回流的目的地。企业发展不错的乡镇一般都是因为农村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有集体意识、带动乡村发展的企业家可遇不可求。
我们正在调查研究云南的以乡村为基地的花卉产业。发现有两个模式,一是企业投资;二是企业与种植合作社结合。前者的企业家一般非本地,租赁村里的土地进行种植。当地政府向农民租赁农地,再转租给企业,因为企业不愿意与农民打交道、也不信任当地农民。企业雇佣一些当地的劳动力进行花卉种植和加工。后者的企业与农户关系密切,两者都是本村村民,相互信任。企业提供技术、培育花苗和物流服务,农户负责种植,企业也为农户提供咨询。后者对当地乡村发展的贡献比前者大,尽管前者的企业操作比较现代时尚。花卉种植分布在云南各地,销售拍卖在昆明。这个产业可能无法复制,但是这个产业发生和兴起中几个关键节点值得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外来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各自特点,市场化发展机制等是乡村非农内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欠发展地区的非农发展还有待于研究,目前是扶贫任务艰巨。
The End.
相关链接:
?朱介鸣:从城乡两元到城乡一体:江苏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会议专递
?讲座笔记│朱介鸣: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城乡两元结构(上)
?讲座笔记│朱介鸣: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城乡两元结构(下)
报告整理:孔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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