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数千辆共享单车被堆成一座山,俯拍时像一副当代绘画作品时,我们不禁在更方便的出行和更麻烦的道路管理之间感到为难。当许多人被成批“疏解”出北京,快递公司纷纷发布公告称“北京地区收件将会延迟数日”时,我们不禁在城市承载力是否已到极限的谜题与互联网支持的种种便捷生活方式之间困惑不已。新经济已经降临当今社会,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这是一种不分阶级、不以城市规划来区分的现象。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需要怎样的治理,才能平衡收益与代价、当下与未来?
2017年11月3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上海举行的“镜鉴与前瞻”2017年会“新经济 新治理”,梳理了一系列议题,从当今宏观经济状况、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阻力等全局问题,到房地产调控、人工智能产业、网络平台治理等行业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城市中国》杂志作为支持媒体,参与并报道了本次会议。年会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鸿儒金融基金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李秀兰代表主办方致辞。下午有三场分论坛同时在举行,主题分别为“房地产调控短长策”、“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和“网络平台的治理”。以下精选部分专家观点。
夏斌
国务院参事
目前中国经济整体稳中向好,但是不同行业、地区之间存在分化的趋势,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产业结构严重影响了一些省份的发展。他认为当下经济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通过继续鼓励加快创新、加快改革,促进新型工业、新型经济的发展,促进消费三产公共服务业的发展,达到优化经济结构、寻找和扩大经济的新动能,巩固经济的增长率。二是在继续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化时期,应该主动释放和化解多年来累积的风险,同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彭文生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些明显的改善和变化,在经济调整转型时期也面临着存量风险释放带来的挑战。十九大所带来未来政策大环境的变化和“后耶伦”美联储时代的国际金融新变化,将形成新格局下的金融周期。近年来全球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资产价格和物价开始分化。从宏观来讲,判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看金融和实体在资源配置中所占的比例,国民收入中间金融所占的比例是不是提高了,提高是就是对实体经济在宏观层面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今天的宏观格局会发生变化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会彻底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但是这个拐点在什么地方目前尚不清楚。十九大报告对于精准扶贫、公共卫生的强调,会改变目前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这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对目前的局面产生一定改变。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
中国社会治理分为风险社会、多元社会和关系社会三个维度。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主要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导致价值取向的分歧进而要求以多元化为前提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在一个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多元社会,存在着互相无法还原、也难以比较的各种迥异的价值观,不可能采取某种宗教的或者道德的标准来为另一种宗教或者道德提供正当性根据。关于正义的实质性价值判断都具有独善性,如果没有分而治之的安排,很容易导致矛盾和对抗。现代法治的制度设计鼓励受到侵害的个人利用诉讼制度动员法律来维护权益,因为他们最有动机维护法律规范、也最愿意承担法律制度运行的成本。
陈沁
数联铭品指数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使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未来新经济的主要特点。新经济也是蕴含在中国的要素禀赋变化之中,使用这个要素禀赋变化去顺应它,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是对于新经济的整体要素使用的定义。从理论上说,新经济在未来应该有一个比较大发展、比较大空间的经济,但是从实际数据来看,特别是2016年7月之后,在某些原因的驱动之下,中国的经济又开始朝旧经济的方向转移,新经济吸纳的资源不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都在减少。
费方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英凡研究院院长
金融科技(Fintech)近期的发展体现了全面创新、连续创新、颠覆性创新的三个特点。中小型的Fintech尤其是技术公司、数据公司正日益专业化、垂直化、应用化。他们采取主动和大企业合作、联盟的策略,主动和金融机构,也是采取合作和联盟的策略,主动加入生态链、价值链。应当将上海建设成一个国际Fintech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有需求;另一方面是上海作为创新中心,有供给;第三个原因是上海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具有充分的网络外部性。
花长春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不要对中国的经济过于悲观,相对来说还是看到经济结构在进行充分的调整。在2000年以后全球形成了两波资本开开支周期,第一步是2002—2009年,第二步是2009—2016年。目前处于新的一波全球开支周期,结合中国出口改善信息来看,工程机械、金属加工制造以及电子通信等行业构成了当前发达经济体设备投资复苏的主要动力。中国新技术的动力是制造业,尤其是未来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有工程师红利,理科毕业生每年毕业160万人,相对来说人力资源方面还是有优势。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热词“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雪中送炭的需要,第二部分是锦上添花的需要。雪中送炭的需要可能更需要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当然市场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但是锦上添花应该留给市场去做。从长期发展来看,目前我国在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已经非常巨大,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还不足,尤其是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这类群体的关注和投入还远远不足。乡村教育、社会保障、基础医疗这类关系民生的基础投资亟待加强。美好生活的需要首先是基本生活的需要,这是政府应该着力做的事情。
赵扬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新常态的两个内涵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速的下行。新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能抵消旧经济,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从长期来看,新旧经济的结构调整根本就是投资和消费的结构调整,其最核心的指标就是储蓄率的变化。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长经历来看,很少有在投资率下降的时候经济增速是加快的。中国经济的增速仍然在一个换档期当中。应重新审视“新常态”,这一词语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中国经济仍然在经济下行的换档期。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系主任、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
只要政府有强烈决心去调控房价,房价是能够控制住,起码短期内是可以控制住的,绝不会像一些媒体和网络评论说的,房价只会越调控越高。在中国,楼市最大的基本面就是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房地产调控只是政府的一个手段,调控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政府对房地产的目的一直在变化,但从住房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人住有所居。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确实击中了要害所在。在未来几年看,如果没有真正的长效机制,房价单边上涨的运行态势不是很容易抑制。解决住房问题核心在供给侧,而不是在需求侧。需求侧需要做一些工作,但只是用时间争取空间,只是短期减缓,长效机制一定要从供给侧入手。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民营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大部分城市是政府通过征地建设拆迁和运营的城市,称之为国营城市。在现实中,出现了一批由企业和村庄构建的城市,称之为民营城市。很多政府官员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可以降低征地拆迁的成本,内化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统一规划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在成都双流区蛟龙工业港,民营企业把城市建设得非常好。政府有一个误区,建城市不一定要把土地国有化。企业只要租用大片土地,用租用的方式也可以把成本收回来。民营城市的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北京昌平的郑各庄、河南郑州的新田城等,都有自己的办法。在人们的观念里,总觉得应该由政府建城市,因为征地拆迁成本很高,基础投资有外部性等,本质上看这不是政府和企业的问题而是合约的问题。
严荣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上海房地》主编
整个住房市场依然处于发展的周期,而不是进入到停滞或衰退阶段。根据对住房套数和家庭户数的测算,我们算出了上海的套户比接近0.9。国际上讲当套户比接近1.1的时候,整个住房供需相对均衡,市场中有一定的空置率。人均住房面积上,供应还是比较偏紧。从国际比较来看,上海住房市场也是处于发展的周期,全口径人均住房面积,仅仅比香港高,比伦敦、纽约、东京低很多。上海住宅用地的占比只有29%,远远低于伦敦、纽约、东京,比首尔也低,大量的土地是工业用地,这跟前些年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建立健全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是接下来上海住房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近期下了很大的工夫来发展租赁市场。
钟鸿钧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儒艺资本创始合伙人
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层面,包括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和城市以及产业。传统的计算机行业是垂直的整合,演变到现在这个状态,意味着这个行业被少数核心玩家主导,利润被少数平台型的公司获取。任何一个产业如果都像PC行业这样演变,都会从纵向的整合演变为横向的组件分工。平台化后,产业的合作和融合更加明显。一些提供单一功能或服务的企业,就存在通过其独特服务渗透到其它行业,进行平台覆盖的可能。行业的分散化意味着核心的主导公司可能会通过技术来颠覆传统行业。AI等基础设施能促进增长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意味着平台的演变会影响一切经济形态和组织形态。AI会使得美国和中国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强化,类似的,平台型的城市会有更强的人才、资本规模效应。
资料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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