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立克在上海居住在静安寺路803号同孚大楼公寓(今南京西路,门牌号未变)的当代街景(陆谦受设计,1934年)。
我对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的回忆录的那种口吻印象很深刻——这位被很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间谍之一,传奇间谍佐尔格的手下,此后生活在民主德国,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信仰依然坚定。她嘲笑那种在上海的欧洲女人,那些太太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顾”,“只要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下人,我们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
研究过程中还出现了大量旁支细节,如另一个Hamburger,大上海计划中的一位港口工程师,直到50年代初期还在上海,差点把我们引到另一条岔路上。在档案中,我们看到他在来上海的“红色伯爵”号(Conte Rosso)邮游轮上戴了一顶古怪的帽子,我的研究生(第二著者)王宜兵费劲周折查到帽子的来源:鲍立克偶遇聊得来的绅士奎松(Manuel Luis Quezon),两年后后者将成为菲律宾总统。为了保持主线清晰,很多传奇人物的故事我把他们放在了文本的脚注里。
做博士论文时,我确实已经愈来愈多地在做与历史学者的案头功夫,尽管专业出身是规划。交叉学科可能会带来另一种讲述方式,在规划之外增加一重历史认知的维度。历史研究可以让你认识到“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向量,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时间,会影响到所有人、所有的实践。包括今天的雄安新区规划,你不可能超越时代、制度去实现这个规划;具体的规划师,他是谁,什么背景,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技术者,需要结合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去看待,要揭去刻板的标签看到具体的人。
规划史即便在西方也是小众的。国内开始有此提法,但我的写作并不想以规划史作为标签。规划史的研究范式也尚未明确,目前以记录和发现为主。“上海学”的确热门,但其中涉及到的上海规划史依然相对单薄,因为规划与制度、政治有关,又有技术的成分,如果历史学家去处理这些档案或资料,可能会有一定的专业门槛。
比如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中,争论过上海要不要发展重工业,讨论下来是需要有造船业,因此中央造船厂选址在吴淞,但鲍立克反对,认为把城市的喉咙给卡死了。如果没有专业背景,对理解这类规划决策会有一些难度。
事实上,当中国进入封闭期,规划专业的发展还是跨越了国界和文化,研究者需要大量专业阅读去完成由点到面的体系勾连,规划虽然也不是高精尖或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但它会跟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人事发生联系,需要规划师转化,移植,跟地方发生真实的关系。
Q:您在著作中屡次提到了鲍立克的“尴尬”。尴尬为何?
A:鲍立克回国后在民主德国拥有颇高的地位。但在研究过程中,我读到包豪斯大学东亚系一位博士撰写的论文,关于鲍立克和汉堡嘉在远东的经历,但没有出版。我想,今天的德国人恐怕对这段历史已不感兴趣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俄罗斯,我一直在找1950年代苏联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者及其著作,但收获较少。好像革命已经过去,时间已经过去,人们想要去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