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列风:开始的时候,各个工业项目的厂址选择,是各部门各自进行的,互不协调,厂址很难确定。后来,国家计委组织各有关部门,成立联合选厂工作组,进行联合选厂。在联合选厂的过程中,城市设计院的工作小组起到了综合协调、统筹安排各项建设的作用,这是厂址选择比较快、比较好的一个办法。这些活动为厂址的选定做了充分的准备。

周干峙:“156项”选厂开始,工厂要摆了,摆在哪里?马上就要求要有规划。所以,能说不重视吗?很重视的。我一参加工作,马上就参加“156项”的选厂工作。我最早接触的是包头的规划。后来专家一来,我就参加西北选厂,在西北地区,每安排一个厂址,苏联专家就要求做,要画规划图。所以一放厂子,当时就要知道这个地方会带来多大的人口影响,这个城市应该有多少人口,选在什么位置合适,应该按一定的比例安排工业、交通等等。
赵瑾:就联合选厂工作而言,我参加过包头地区的选厂。因为在白云鄂博发现了铁矿,所以就围绕它,在四周跑了一圈。当时,整个内蒙古地区我们大致都跑遍了。那个时候没有铁路,我们坐吉普车跑。中国太贫困了,连张像样的地形图都没有。最后,大型钢铁厂的位置就确定放在包头。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确定了重点工业项目的厂址。联合选厂就解决了工业项目的厂址问题。
▲在包头现场踏勘时的留影(1955年8月,左起依次为王信恒、常启发和刘德涵,刘德涵提供)

刘学海:我到建工部城建局参加工作,首先就是跟着孙敬文同志(城建局局长)参加联合选厂。当然,领导也并不指望我们这些新来的“门外汉”能起多大作用,也就是让我们熟悉一下情况,参与一下。当时,连万里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应该是1953年4月份前后,先到包头、大同,后来去太原。
参加包头的选厂工作,带队的是万毅。万毅是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的,当然他也是老共产党员,后来曾任二机部管军工的副部长。孙敬文承认万毅同志是老资格,他说咱们都听万部长的,他们带队。包钢归重工业部领导,但在包钢选厂的时候,重工业部并没有派部长参加,而是派了包钢筹建处的一个主任参加。这个人也是副部级的,他刚刚从苏联进修回来。
在选厂的过程中,包钢遇到了水的问题,昆都仑河的浅层水不够用,后来就考虑在黄河取水,那片地区离黄河很近。

赵士修:在“一五”时期的规划工作中,联合选厂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式。那时候,我参加过两次比较大的联合选厂。一次是包头市的选厂。包头市的联合选厂,由国家计委、建委和有关工业部门参加。当时对厂址方案争议很大,最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由万里拍板,钢厂放在昆都仑河西边,仪表工业放在北边,火车站放在南边。就连第一期建设选在哪里,当时也都确定下来了。
刘学海:1953年9月前后,我带队去武汉搞规划,包括武钢的选厂。那时候,除了武钢之外,“二汽”也准备在武汉建设。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等,我们都去了。武昌发展范围大,汉口范围小。汉口除了江亭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低洼地,没法选厂。武汉有一个张公堤,清末张之洞搞汉阳钢铁厂的时候建的。在堤上开汽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开着吉普车在那个堤上转了转,搞城市现状踏勘。
在武钢选厂的时候,也是考虑到给排水的问题。当然,钢厂的建设还有个地质基础的要求,对厂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武钢的厂区靠近青山区,徐家棚主要是住宅区。此外,还有一个青山港,与东湖相连。当时,主要的考虑因素就是有一部分矿石是从大冶运来的,大冶过来的船,通过水路,走河道,可以直接进入钢厂里。那时候,武钢的厂址,最远的选址方案曾经选在关山。关山在武昌的东部偏南。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主要铁路网示意(1949年)
赵士修:我参加的另一次联合选厂,是河西走廊地区的选厂,主要是青海、甘肃,从兰州一直到青海湖那边,时间是1956年。那时候,规划组是万列风带队,加上刘德涵,我们一共三个人。当年参与联合选厂的不仅仅是工业部门,而且还有地质、环保、气象等很多部门参与。国家建委有个区域局专门负责厂址选择,西北地区的联合选厂主要是国家建委牵头,区域局范明副局长带队。万列风我们三个人,是联合选厂工作组中的一个城市小组。
当时,需要选址的厂子有一大堆,可工作条件很差,连一张像样的地形图也没有,就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地图上的等高线根本看不清。当时,河西走廊是荒芜的戈壁滩,没有道路,我们就坐着吉普车,根据走的时间,来估计这片土地大概有多大面积。带一个罗盘仪,来辨别东南西北。通过看河床构造,比如看含水层有多厚,土层有多厚,来鉴别地质条件,同时以手摇钻作为辅助。我记得,地质部去了几个工程师负责看河床,看这个承载力大概是多少,可不可以放一些重型的厂子。当时,我们在野外待了两个多月,白天走,晚上就在所在县里的招待所住下来。
在河西走廊选厂时,我们三人小组,白天在野外选择厂址,然后参加讨论,回去再负责画图。最终还是要在图纸上表现出来,厂子怎么放,还有防护带、铁路、编组站、生活区等用地,作统筹安排。
那时候,通过联合选厂工作,提出了许多厂址方案。其中包括酒钢(酒泉钢铁厂),还有青海西宁的一些军工厂。另外还有西宁、张掖一直到青海的一些大的项目,都是那时候定下来的。实际上,酒泉是天山脚下的一个城市,原来也是一片荒地。通过那些厂子的选址,为西北地区一些城市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西北地区参加联合选厂工作期间的一张留影(1956年,地点在青海日月山,后排右1为赵士修,赵士修提供)
赵瑾:在联合选厂过程中,矛盾比较大的,我感觉到就是与工业部门的矛盾,要对城市各项建设统一来进行布局,而工业建设自己搞一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在选厂过程中,各个工业部门聘请的苏联专家,与的苏联专家,比如巴拉金,他们之间还要争论。当然,中国同志之间也要争论。最后,联合选厂只能是由方面来统一平衡,也就是究竟怎么布置,要提出一个厂址方案进行讨论,然后再决策,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各方面的矛盾。
赵士修:我觉得,“一五”时期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联合选厂。一个工厂厂址的选择,工厂不是孤立的,周围的配套条件很重要,电、水、铁路、公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它的生活设施放哪里?要统筹安排,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赵瑾:最早大概是1953年4月份前后,联合选厂组确定了郑州、洛阳、兰州、西安的35个重点工业项目。这项工作完成了以后,李富春觉得联合选厂的经验非常好,于是,国家计委就又组织了西北、华北、中南、西南联合选厂组,到大同、太原、包头、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区去选厂,这些工作都是为“156项工程”服务的。
1954年前后,在联合选厂工作的基础上,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了这些工厂的厂址方案。就国家的156项工程来讲,基本上分布在91个城市和116个工人镇。其中,大约有65%的项目放在了京广线以西,一共有45个城市、61个工人镇。京广线以东是46个城市、55个工人镇,项目大约占35%。
通过联合选厂组的工作,确定了大同、太原、包头、武汉、成都、重庆的一些工业布局,像包头的包钢,武汉的武钢,太原的机械厂、化工厂,成都附近的电子工业。联合选厂工作主要解决了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一些相互矛盾。
▲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工程”空间分布及其与各工业基地关系示意(图中每个绿点代表1个“156项工程”。5个椭圆表示“一五”计划中的五大工业基地,其中东北为改建,华北、西北和华中为新建,西南为准备建设)
(本文由专栏主持人访问并整理自赵瑾先生2014年8月21日谈话、万列风先生2014年9月11日谈话和2015年11月26日谈话、周干峙先生2010年11月7日谈话、刘学海先生2014年8月27日谈话和2015年10月14日谈话、赵士修先生2015年10月8日谈话)
城市钩沉系列文章链接:
蹒跚起步——新中国事业的开端
师恩难忘——苏联专家对新中国的帮助
情系中国——来华支援工作的苏联专家们
友谊之桥——苏联专家的翻译们
术语定名——“”专业名词之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