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由社会分层带来的“城市中的社会矛盾、阶层分化、社会隔离、群体冲突等问题逐渐凸显” 。这些问题不仅是福利性或是一般性的扶贫问题,还在空间上形成了新的表现形式。虽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冲突与西方不一致,但目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进入城市的权利、城市更新中的空间分异和空间贫困。
(1) 进入城市的权利是勒菲弗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进入都市的权利,也就是进入都市生活、人文环境与新型民主环境的权力” 。实际上,进入城市的权利是人们在城市得以公平发展的资格与主张,核心是进入城市的个体或群体可以居住、生活和工作于城市。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并形成了庞大的民工潮。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 2 亿人,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诸如工资偏低、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和缺乏社会保障,在培训就业、子女上学和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甚至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长期处于所谓的“半城市化”状态,进入城市的权利未能完全实现。
(2) 第二方面的问题则涉及城市更新。受房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低收入阶层逐步迁入城市的边缘区,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空间分异现象。许叶萍等人认为,“排位越前的阶层越是处于或靠近同心圆的中心,排位越后的阶层越是处于或靠近边缘”,而城市更新则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我国的空间分异现象逐步显现。在对南京6907个外迁安置家庭属性数据进行分析后,汪毅等学者认为,在城市更新中心的侵入与接替中,低收入人群被动外迁与内城绅士化并行;在重塑城市空间、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低收入阶层与弱势群体被转移到更远的地方;在低收入阶层外迁的同时存在大量弱势群体的空间集聚现象,从而引发空间分异与空间极化。
(3) 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某些特定区域,形成第三方面的问题—— 空间贫困。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般认为,经济方面的贫困往往导致地位的低下和健康、教育、居住等方面投入的缺乏。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外地打工者组成的城市“贫困”人群。随着拆迁安置政策的落实,贫困居民由城市中心迁移到边缘地区、由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由于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贫困人群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慈勤英等人认为,“内城区贫困空间剥夺式重构过程中,城市优势区位的丧失有可能导致贫困家庭的交通、就业与生活成本增加,贫困子女不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降低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