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多宣言》的作者们野心不可谓不大。他们常常将这份文件的意义与《雅典宪章》相提并论,宣称要为新的“城市时代”重写一个宪章。面对严峻的气候变化议题、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非正规城市空间(urban informality),他们决定彻底否定柯布西耶,全面拥抱和改进雅各布斯的观点,意图通过改良的设计手段重构城市空间,为城市居民赋权,推动他们去创造新的生活。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执行主任华安·克洛斯(Joan Clos)在《基多宣言》的发布会上坦承,这个宣言就是他主导推动的联合国《新城市章程》的理论基础。《章程》是一个外交文本,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因而并不具有伟大的理论原创性。而《基多宣言》的时空范围要宽广得多,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城市规划理念的得与失,它成为《章程》的坚实基底。

华安·克洛斯在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
全球野心背后站着的是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华安·克洛斯及其“杰出”的城市运营之道。在后来的一次访谈里,克洛斯市长坦承一九九二年奥运会的申办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财政扶持:“那时候我们在思考把巴塞罗那转型成为一座后工业城市,[但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奥运会是一个去找中央政府和大区政府要钱的好借口。”奥运会之后,这座城市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驱赶低端产业、驱逐市区贫民、通过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旅游业促进经济大发展的道路。在克洛斯看来,城市规划、立法实践和财政安排是决定城市发展的三条大动脉,当这三条动脉被合理地汇聚起来的时候,运营一座城市便能成为国家的好生意。
定义了《基多宣言》和《新城市章程》的理念,并非是靠冠冕堂皇的“人人共享城市”,“有包容性、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或者所谓“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而是克洛斯市长 / 主任上述一席肺腑之言。如果说雅各布斯的街道观尚存有一息理想主义的信念(而她本人也正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而时常和左翼团体站在一起保卫城市和街道,甚至因此被捕),那么克洛斯、桑内特和萨森等人的宣言就已经转化为连接资本和城市空间的话语工具。这个工具的内核是克洛斯的,镶嵌着他在巴塞罗那政商两界纵横捭阖的累累硕果——唯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空间不在其考量之列。这个工具的外壳是经过桑内特和萨森加工了的雅各布斯;在他们的笔下,共时的复杂性、未完成性和多孔性成为彰显雅各布斯及其日常关怀的招牌。
当雄心勃勃的内核披上良善的外衣,最终的城市问题解决之道就变得简单而直接。在一场名为《开放城市》(The Open City)的演说里,桑内特引用卢曼“自我生产”(autopoiesis)的概念来论证其有关城市生活自组织的观点:“在一个开放的城市里,人们取得的诸如效率、安全和社会性这类成就,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动性实现的。”为了实现和促进这个目标,他继续道:“空间形态和密度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城市设计来鼓励人们去实现前述成就,比如模糊城市内部各分区的边界,建设未完成的建筑以便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采纳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从而容纳冲突和可能性。”在这里,对城市空间能动性的关切让位给了对个体能动性的拔高(和政府责任的退却),城市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则又回到了城市形态和设计上,而这正是柯布西耶失败的根源:如果设计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便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乌托邦”——桑内特的逻辑在这里自相矛盾了。
将城市空间视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器而忽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及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城市设计和个体的能动性上,这是时下相当流行的两类城市观。但是在剑桥大学地理系主任阿希·阿敏教授看来,这两种城市观都是他定义的“望远镜城市主义”(Amin, Ash.“Telescopic urbanism and the poor.”City 17, no. 4[2013]: 476-492)。论者站在远处举着望远镜观察城市的时候,焦点局限在他们事先预设的空间:商业顾问们只愿意遥望CBD,而人口潜力派们则只顾着寻找贫民窟的人群发展自身潜力的蛛丝马迹。他们不顾及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不把视野从预设的焦点上移开哪怕半步,也不谈论社会和空间正义所需要的责任与伦理(除了浮夸的城市形态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所观察到的城市也是非空间和去历史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构建而非生活性的存在——因而无法生产出指导城市实践的真知灼见。

阿希·阿敏“望远镜城市主义”讲座海报
就这样,《基多宣言》和它所支撑的《新城市章程》与它们宣称的目标渐行渐远。在望远镜城市主义的引导下,社会和空间正义让位给了新自由主义,政商两界的需求开始主宰和重塑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想象,这便是宣言所隐含的理论 / 政治困境。如果说这个困境深深植根于宣言作者们的思考路径和政治诉求里因而很难克服的话,那么更严峻的挑战则出现在认识论层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空间问题。
在《二手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深情和悲伤的笔触写下后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和其间种种破碎、悲剧性的情感。时间在这样的破碎里变得迷离起来,再也锚定不了生活。借用她的标题,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类似的可能性:深具野心的“二手空间”正在崛起和扩散,它背后隐藏着的政治经济诉求也同样觊觎着我们的生活和空间,如果我们不去审视、批判与之相关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同时构思我们自己的空间观加以应对,那么便很可能会陷入类似“二手时间”那样的境地。在我们身边很多地方,这样的后果已然发生。

《二手时间》中文版封面:1963年苏联莫斯科一家位于灯泡厂内的小学的幼儿班
《基多宣言》里便同时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二手空间”。首先,雅各布斯的空间理论与立场再度出场,并且被继承者们按照资本和城市运营的新要求量体裁衣,成为一种新的模范街道样态。这种街道想象继承了雅各布斯的话语及其与新自由主义联结的潜力,然后立刻开始了对第二个层次的“二手空间”的建构,也即,把这个想象完全不加改变地应用到其他所有地方。这样的普世野心其实并不新鲜,已经有很多讨论述及启蒙和现代性背后隐藏的类似认识论陷阱。但是如《基多宣言》这样的城市文本具有更大的危险,因为在它们的普世宣称里,线性的时间被同质的空间所掩盖,从而可以更轻松地突破和消灭原本共存的时空异质性。
通过塑造一种全新的空间和尺度想象,资本及其权力便可经过“二手空间”的中介而实现全球范围的流动,最终改变(甚至摧毁)各个地方每条街道的日常生活。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及其恶化,我们应当首先反思类似《基多宣言》这样的二手空间观,然后从我们的身边和脚下出发去构想自己的空间观念。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地方本质上就是种种全球 / 全局性过程的交错所在(a global sense of place),开始从本地出发去探索这些更广阔的、超越了本地尺度的空间属性,用比较的方法重新审视别人和自己,我们才可能真正把握空间和生活的密切关联,才可能发现和对抗萦绕四周的社会和空间不义,才可能重写多元且动态的城市宣言。
本文转载自《读书》杂志2017年12月刊,原标题:“二手空间”:否思《基多宣言》,作者:赵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