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7)10-0017-06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71004a
【作者简介】
李广斌(1973-),男,博士,苏州科技学院地理与资源科学系副教授。
王 勇(1974-),女,博士,苏州科技学院建筑与学院教授、副院长。
【修改日期】2017-09-1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苏南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解构及其演进机制研究——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5177838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苏南新型农村集中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与规划对策研究”(5157835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权力-空间-资本’耦合下的苏南乡村空间变迁研究”(2015SJB561)。
精彩导读
【摘要】基于市场规模与空间分异内在关联,为乡村空间重构的市场尺度效应建构了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通过将苏南乡村空间演化嵌入到渐进式、地方化的市场扩张之中,重点考察市场扩张、要素集聚指向和乡村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空间重构机制给予了一个新的诠释,从地方市场到区域市场、从劳动力市场到农村土地市场,市场阶段性扩张产生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尺度效应。
【关键词】乡村空间;尺度重构;市场扩张;苏南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MARKET EXPANSION
ABSTRACT: Based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paper builds a dynamic analysis framework for market scale effect of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Through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embedded in gradual and local market expansion, the paper analyzes emphatically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among market expansion, elements accumulation,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pace, and gives 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From local market to the regional market, and from labor market to rural land market, market gradual expansion triggers scale effect of rural special re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KEYWORDS: rural space; scale reconstruction; market expansion; Southern Jiangsu
近10多年来,苏南大规模的乡村集中社区建设快速地推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演化,许多村落被“连根拔起”,卷入到乡村空间重构之中。空间演化本质是要素及其组合(企业、产业等)在空间集聚和扩散的结果。弗里德曼(J.R.Friedman)空间演化理论认为,市场是驱动要素集聚和扩散的最重要机制。克鲁格曼(P.R.Krugman)等新经济地理学家基于规模经济及运输成本的交互作用,论证了市场规模扩张与产业向心集聚的内在关联。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受意识形态、户籍和土地制度等多重约束,市场呈现自下而上、阶段性扩张。由于隐匿在空间演化背后的市场扩张差异,西方区域空间演化理论难以对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城乡空间变迁与重组进行精细刻画,而国内多数研究通常将市场假定为一个事先给定常量,较少关注市场阶段性扩张与乡村空间尺度重构的内在关联,从而弱化了对乡村空间重组的解释力。
本文基于经济转轨中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经验事实,将市场扩张分为两个维度:(1)市场地域扩张,从最初的地方市场到城乡和区域市场;(2)市场领域扩张,从最初的产品(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在此基础上,尝试在市场扩张与乡村空间尺度重构之间建立一个动态分析框架,将不同时期苏南乡村空间演化嵌入到渐进式的、地方化的市场扩张情境之中,对苏南乡村空间演化和重构进行再阐释。
一个分析框架
(1)尺度是一种社会关系建构。吉登斯(A.Giddens)将市场化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全球化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过程[1]。从地方化、区域化到全球化,每次市场尺度的上推,都意味着市场规模扩大。空间不断功能化是市场经济的律令[2]。伴随市场不断扩张,在竞争和价格机制作用下,劳动力等要素及其组合将经历由“脱嵌”(disembedding)到“再嵌入”(re-embedding)的空间重组过程,从而推动乡村空间演化和重构。
(2)市场规模决定空间分异。市场规模与市场分工相互促进,市场规模决定市场分工又受制于市场分工。市场分工包括产业(部门)分工、劳动地域分工两种基本形式。市场规模决定了产业分工、劳动地域分工的尺度[3],从而决定空间分异的地理尺度和深度。市场规模受交易成本约束,尽管专业化和分工带来巨大收益,但是伴随市场扩张,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市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分工收益和交易成本之间权衡[4]。
(3)中国自下而上市场扩张的阶段性。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式道路,市场力量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市场扩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空间性(图1)。作为市场机制的三个基本面——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也递次形成[5]。无论是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方兴未艾的农村土地流转,都自下而上、层层穿透行政区划的刚性壁垒,呈现明显的时空特征。伴随自下而上的市场空间扩张,要素及其组合阶段性的“去地域化”到“再地域化”的尺度重构,通过改变要素的集聚指向,推动乡村空间不断重构。
▲ 图1 转轨期间市场扩张示意
Fig.1 Market expans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基于市场规模与空间分异之间的关联,建立分析框架(图2),将苏南乡村空间重构嵌入到本地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通过考察不同市场尺度下要素集聚及其乡村空间结构特征,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空间演化机制进行解析。
▲ 图2 市场扩张与苏南乡村空间尺度重构内在关联
Fig.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ket expansion and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地方市场尺度下
苏南乡村空间演化
2.1 地方市场的回归
改革开放初期,一连串“边缘革命”带来了地方市场的回归,为改革指明了市场方向[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解除集体经济对农民的强制性捆绑,不仅一举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带来了农产品剩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性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逐渐放松了农产品的市场管制。1983年国务院出台《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后,乡村全面迎来了集市的回归和复兴。该时期,商品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商品数量有限和种类少。受制于落后交通、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地区间严重的贸易壁垒,农副产品和农村工业产品的产销距离普遍较短,形成了以近产近销为主的基层地方市场。在苏南,因得益于同期乡镇企业(包括村办企业)的高速发展,苏南乡村基层地方市场规模比全国其他同类地区大,乡镇企业的“找米下锅”和自产自销繁荣了本地市场,也进而成为苏南商品经济的重要开拓者。
2.2 劳动力等要素村内流动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农村要素的流动。乡镇企业的集体经济属性,决定了乡镇企业所需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只能由村社内部供给,其所产生的利润也仅限于在村社内部分配:(1)社区土地资源的自我资本化。村社行政边界决定了土地产权边界和乡镇企业的用地边界。改革开放初期,“两田制”的土地制度安排为村集体发动农村工业化提供了便利,村社组织“以地办企”,几乎零交易成本将土地“内部资本化”[7]。(2)乡镇企业资本的自我积累。苏南社队企业主要由各生产队共同出地、出钱、出人兴办,其发展资金很少来自银行信用贷款(徐元明,2003)。按温铁军的话,苏南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村社内部自我剥夺”来完成[8]。(3)劳动力村社内部转移。1980年代,在全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大背景下,找一份非农就业岗位是无数农民的梦想。在当时城乡劳动力市场高度分割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成为农民就业非农化最主要的途径。乡镇企业所产生的非农就业具有很强的社区福利性质,乡镇企业招工首先需要满足村社内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总体而言,19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所需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均主要来自村社内部,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利润也仅限于在社区共同体内部进行分配。
2.3 村域尺度的苏南乡村空间演化
基层市场的回归、村社内部的要素流动和集聚推动了苏南乡村空间的演化。基层市场的回归带来了美国学者施坚雅(G.W. Skinner)所称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的重建。“基层市场共同体”产生了城镇化机制,促进了集镇、小城镇的发育。乡镇企业高速发展促进非农产业在村社范围内集聚,形成了“村社工业共同体”。乡镇企业与基层市场的互动互荣,产生了 “基层市场共同体—基层工业生产共同体”的空间复合体——小城镇。伴随乡镇企业持续高速的发展,至1990年代初期,苏南呈现小城镇“遍地开花”现象。苏州作为 “苏南模式”发祥地之一,1984-1995年期间,在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乡村工业化不断推动“乡”向“镇”转型升级(表1)[9]。
▲ 表1 1978-1995年苏州市乡镇数量与乡村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Tab.1 The number of towns an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rural industry in Suzhou during 1978-1995
注:1983年1月苏州撤销人民公社制,设立乡镇政府。
资料来源:乡镇个数根据《苏州年鉴(1984、1986、1988、1990、1992和1995)》整理;乡村工业数据来自参考文献9。
在行政村尺度上,村社企业发展造成了村域工业用地扩张,乡村聚落普遍呈现“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和空间形态。在1992年苏南农村工业发展步入鼎盛时期,苏南乡村工业布局高度分散。根据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太仓市璜泾镇西南部原20个行政村土地利用及其变化调查①,20个行政村总面积30.4km2,1992年前后,建设用地总量30.1hm2/村,农村工业用地4.9hm2/村,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16.3%,每个行政村拥有数量不等的农村工业,草庙村工业用地最少,占地为1.1hm2,万新村工业用地最大,占地13.6hm2。“村村冒烟”的乡村工业发展格局使得行政村之间在功能与形态上高度同构(图3)。
▲ 图3 1992年太仓市璜泾镇西南部用地现状
Fig.3 Land use structure of southwest Huangjing town in Taicang in 1992
城乡市场尺度下
苏南乡村空间分异
3.1 城乡市场的形成
在经济转轨中,破除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将原本受旧体制束缚的一些无效或低效利用的资源重新释放出来,是中国市场改革的关键。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国家大幅度放松了对个私经济的管制,私有部门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商品供给快速增加,不断推动价格“双轨制”向市场并轨。最终市场价格机制逐渐接管了政府定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价格机制的形成加速了产品和要素的地域流动。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为苏南基层政府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道路交通的延伸将原本不存在市场的地方卷入到市场经济的建构之中,推动地方市场向城乡市场演进。市场扩张不仅繁荣了城镇市场,而且通过市场细分催生了许多专业市场。在苏南,蠡口镇的家具城、盛泽镇的丝绸市场、常熟市服装城等均在1990年代初期建立,目前已演化成华东地区著名的专业市场和“前店后厂”式的产业集聚区。
3.2 劳动力等要素城乡流动
1990年代初,浦东开发标志着长三角进入全面开放时代,苏南经济发展的动力出现了重大转向,即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内生型经济向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外资驱动型经济转变。苏南经济发展动力转向打破了劳动力等要素仅限于村社内部流动的限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空间尺度上流动。(1)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资本大量流入长三角,苏南乡镇纷纷“以地兴园”,掀起了各类“开发区”建设热潮。外资企业不断涌入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诱导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城乡限制,进入城镇就业市场。(2)建设用地大量向城镇集中。以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为标志,土地制度开始由分权向集权变迁,并在法理上切断了村社土地“自我资本化”路径,将原本属于村社组织的农地非农化权利转变为更具企业化倾向的地方政府权力[8]。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化供给的源头,通过大规模的土地征收,推动建设用地向城镇集中。(3)乡镇企业改制导致要素不断从农村“抽离”。1990年代中后期,苏南乡镇企业改制解除了乡镇企业与社区间的关联性捆绑,改制后的企业不断“用脚投票”向区位优越、基础设施完备的城镇集中,劳动力等要素不断从乡村流向城镇。
3.3 镇域尺度的苏南乡村空间分异
伴随地方市场向城乡市场跃迁,市场扩张加大了空间分异的尺度和深度。(1)乡村聚落功能分化和空间分异。乡村“去工业化”和城镇“园区经济”兴起产生了强大的“脱域”(disembedding)机制,农村劳动力、资金等不断突破村社边界的限制向城镇流动。先期形成的“三位一体”乡村聚落格局被打破,多数村庄因农村工业衰退而开始凋敝。只有极少数村庄——被后来学术界冠名的“超级村庄”(折晓叶等,1997)、“公司型村庄”(郑风田等,2012),在权威“当家人”的带领下,通过产业发展,继续推动村社城镇化,如江阴华西村。华西村农村工业起步于20世纪60、70年代粮油加工、五金作坊,1980年代华西村工业延伸到冶金、纺织、钢铁等行业,1988年华西村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亿元,1994年组建“江苏华西企业集团公司”,下设9个大公司58家企业,2002年华西村从最初的农业村落演化为一座全新的“村级城市”(village city)[10],华西村对12个自然村进行归并,推动了414户1600多人由分散居住向集中居住转变,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图4[11]、图5)。(2)镇域尺度上乡镇功能分化和空间分异。1990年代中后期,在由乡村工业化“苏南模式”向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外向型经济转变过程中,乡镇由于区位、交通、行政级别等差异,在俘获内外资能力和制造业规模上逐渐产生了差异。在制造业规模和本地市场效益互动作用下,乡镇功能出现了分化,空间分异加剧。昆山玉山镇、吴江盛泽镇等少数乡镇功能不断提升,开始向小城市演化,而多数乡镇尤其是被撤并乡镇朝单一住区方向演化。
▲ 图4 1963年华西村用地现状
Fig.4 Land use structure of Huaxi Village in 196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
▲ 图5 2002年华西村用地现状
Fig.5Land use structure of Huaxi Village in 2002
资料来源:基于华西村2000年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实际调查自绘。
区域市场尺度下
苏南乡村空间重构
4.1 区域市场的建设
进入21世纪,如下三个主要因素推动苏南市场扩张。(1)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后,长三角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和分工。面对全球竞争,长三角成立了经济协调会等组织,加快区域内部市场整合,推动区域大市场建设。(2)伴随上海“四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加速,区域整合的“正外部溢出效应”越来越突出[12]。在此背景下,苏南地方政府主动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放弃对外市场分割,并通过数次区划调整,加快内部市场整合。从行政村合并、乡镇合并(表2),到撤县建区,区划调整的尺度不断上推。以苏州为例,1998-2014年期间,68.5%的行政村和65.2%的乡镇被撤并。2001年3月吴县市被撤销建制,成为苏州市辖区;2012年9月撤销吴江市,设立苏州市吴江区。(3)区域交通日臻完善,推动市场不断扩张。高速公路、高铁等区域交通建设大幅度降低了区域间的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
▲ 表2 1998-2014年苏州市乡镇与行政村数量
Tab.2 The number of townships and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Suzhou during 1998-2014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苏州统计年鉴》整理。
4.2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农村土地市场发育
21世纪以来,市场领域不断拓展,不仅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而且农村土地市场开始快速发展。(1)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自2000年以来,伴随国际资本大量进入,苏南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制造业发展不仅持续拉动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推动劳动力市场由城乡流动向跨地区流动转变。(2)农村土地市场的快速成长。哈维(D.Harvey)指出,国家在原本不存在市场的领域着手建立市场,如果没有国家主动建构市场,市场经济将难以想象[13]。2000年之前,受《土地管理法》等严格限制,农村土地市场,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一直处于小规模的非法流转状态。进入21世纪,在“三集中”等政策引导下,苏南地方政府以土地资本化运作为核心,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物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大力推动农用地流转和农村建设用地异地置换。以苏州为例,2001-2013年,苏州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和社区物业合作社快速发展(表3),至2013年末,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69.0%,99.6%的农户加入社区物业合作社。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解除了农民身份与土地收益权之间的硬性捆绑,对苏南乡村空间重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表3 2001-2013年苏州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与社区股份合作社数量
Tab.3 The number of rural land and community stock cooperatives in Suzhou during 2001-2013
资料来源:苏州市农村工作办公室。
4.3 区域尺度的苏南乡村空间巨变
在市场扩张、区域交通改善等多因素驱动下,时空压缩的“去地域化”与 “再地域化”交织,再次推动苏南乡村空间的重组。(1)非农产业向心集聚与城市快速扩张。市场扩张加大了制造业的向心集聚,并通过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发展[14],加速要素集聚的向心性。制造业向心集聚和溢出效应推动苏南全面进入了“城市时代”。(2)乡村居住空间和乡村工业空间快速重构。农用地流转与农村建设用地发展权交易形成了强大的“脱域”机制,解除了农民身份“在场”(presence)与集体土地收益权之间的捆绑,推动农村土地的优化配置。伴随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苏南乡村空间进入了全面重构的快车道。根据实际调研②,2006-2014年初,太仓市累计实现了约3.6万户农民集中居住,占总农户的41.3%。以太仓市牌楼社区为例,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形式,原42个涉农村民小组将425.1hm2承包地退还给村集体,由村集体统一招租;以宅基地跨村置换和合并方式,推动1970户散居农民实现了集中居住;以土地发展权转移方式,将约21.6hm2分散低效的乡村工业用地等价异地置换到规划的工业集中区。
近10多年来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实践经验说明:以农用地流转和农村建设用地异地置换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市场化,是推动苏南乡村空间治理的关键所在。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创新,解除了农民与农用地之间的权益捆绑,为农民迁居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通过宅基地异地置换和适度集中,不仅全面改善了乡村居民的居住环境,而且保留了农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经营性集体土地异地置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使得村集体组织享有更大的发展权。基于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村集体组织—基层政府”建立了利益共同演进机制,为乡村居住空间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15]。正如学者所言,只有还权赋能,明确农民、村集体对土地的收益,才能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16]。
结论
社会形塑空间,如果不对空间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社会及其制度变迁给以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空间及其演化给予充分的理解。本文将市场化理解为“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空间尺度重构过程,通过考察市场扩张、要素集聚的向心指向和乡村空间结构变化特征,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空间重构及其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解析。伴随由地方市场向城乡市场、区域市场的地域扩张,及由劳动力市场向土地市场的市场领域扩张,苏南乡村空间出现了多尺度重构效应,从小城镇“遍地开花”和乡村聚落同质同构,到城镇分异与乡村“去工业化”,再到乡村空间巨变。进入21世纪,以农用地流转和农村建设用地置换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赋予了农民和村集体组织土地财产权和收益权,成为开启苏南乡村居住空间大转型的关键因素。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衷心感谢庄淑亭老师对本文的辛苦付出;也衷心感谢黄良伟、冯奔伟、茅亚平、项闯、邹晴晴、杨梦丽、宋玉康、储程等研究生参与村庄用地调研和绘制本文部分图片。文责自负。)
注释
① 在太仓市璜泾镇保留村庄规划项目的支持下,2014年7月30日-8月6日,由太仓市建委牵头组织,本文作者带领硕士研究生12人对20个保留村庄进行了用地现状调查。2016年11月28日-12月1日,本文第1作者带领硕士研究生6人对上述20个村庄进行了补充调查,根据居民回忆和口述,并经多次交叉验证,整理出1992年前后村庄用地现状。2000年前,上述20个保留村庄均为行政村建制。
② 2014年6月上旬,跟随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本文第1作者参与了太仓市新农村建设的调研。2014年10月21日-22日,本文第1作者对太仓市牌楼社区进行了具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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