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主义鼓励城市进行大规模空间扩张,为大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带来了挑战。随着城市群的发育,以往单个城市面对的外部冲击可能会演化成区域性冲突。同时,随着城市的区域化,城市内部各功能组团之间的生态用地被建设用地分割或包围,生态空间的规模效应逐渐减弱,生态系统韧性受到考验,连片的生态用地逐渐成为与工业园、CBD等同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此外,由于城乡“双重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快速扩张,加剧了自下而上城镇化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的减损。
生态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生态空间来承载。在传统的增长主义背景下,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建设用地承载了经济地租,生态用地承载了生态地租,对经济地租过度的寻租往往造成生态地租的消散。由于城市的生态韧性属于公共产品,生态地租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来反映。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急需通过推动经济类空间的生产来积累城镇化资金,生态的维育必须让步于经济发展效率,这导致了城市生态韧性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但是,由于生态是城市系统不可或缺的功能,城市在“增长才是硬道理”的理念下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十分严重,从内部冲击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在城市群地区,多个城市长期的竞争增长导致生态问题从城市内部扩大到区域,又从外部冲击了城市生态系统。例如,随着城市热岛效应、雾霾和洪涝灾害等问题日渐严重,城市从生态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当城市生态韧性无法保障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时,就不得不被动地花费大量资源来修复城市和区域生态结构,通过工程手段助推生态韧性的恢复。
在经济效率优先的发展策略主导下,城市发展优先服从于规模的扩张。但由于外部性的制约,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的阈值后,往往会出现规模效率递减,导致集聚不经济。虽然我国快速城镇化的阶段趋于尾声,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收敛阶段,各种要素集聚和扩散必然还会同步持续进行。因此,在规划中预先协调城市功能、重构平衡的生态结构是城市永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适应城市生态韧性演化应该成为补齐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出发点。从增长主义下生态韧性减损的机理来看,在不完全市场下,土地的经济地租和生态地租的耦合演进决定了韧性增减程度。土地的经济地租与生态地租在不同时期的空间投影关系决定了城市生态韧性结构,如某地块的生态地租越高,则其生态韧性越强。因此,可用生态地租作为生态韧性的替代变量。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土地经济地租与到城市中心区的距离成反比。
土地的生态地租源于城市生态用地的规模和居民的需求,包括静态生态地租和动态生态地租。静态生态地租源于土地原生的生态功能,是生态韧性的基本支撑;动态生态地租取决于居民的生态需求及其付租能力。从静态生态地租看,从城市中心至外围,生态地租量因生态空间规模递增而逐渐升高。如图 1所示,存在一条与距城市中心距离成正比的静态生态地租曲线 E,当静态生态地租能够满足城市生态需求时,经济地租曲线J与静态生态地租曲线E的交点K处所形成的空间映射是城市建成区的最外部边界。但在增长主义的支配下,各行为主体必定想方设法推动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张,以谋求尽可能多的经济地租。此时,可能会出现如图2所示的情况,即经济地租曲线J向右移动至J 1 ,生态地租也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双失效”而处于租值消散状态,生态地租曲线由E向右移动至E 1 ,两者重新在K 1 处相交,城市建成区的边界也移到 D3,而 D1D3就是增长主义导致城市过度扩张和蔓延的规模,城市的韧性也由 P1 下降至P2 ,P1P2 就是城市韧性的损耗量。如果不考虑规模不经济的情况,按照增长主义方式继续发展的话,城市必须额外补充P 1 P 2 的生态韧性当量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否则会造成城市生态负担的负向累积,加大“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