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tern 73 Adventure Playground in Christopher Alexander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摘要 建筑策划学是建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使用后调查为主要方法和手段,旨在把握生活与空间的关系,让人为的建筑更好的为人服务。建筑策划学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对建成并使用的建筑做出客观的评估,更可以强化对建筑本质——建筑功能与使用——的认识,进而促进人本的建筑理论和价值观的形成,并帮助构建科学的设计方法论。在此方面日本长期的教育及设计实践,尤其是90年代后公共参与型设计方法论的探索,颇值得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建筑策划;使用后评估;功能;设计
评估与策划:回归常识经验和人的基本需求
2000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筑是使用的艺术而不是美术。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强调建筑三要素之首是“实用”。18世纪法国建筑理论家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断言,就使用而言建筑超过所有艺术。20世纪芬兰建筑大师阿尔托(Alvar Aalto)感叹,对建筑来说重要的不是竣工时外观看上去如何,而是30年后还愿意生活其中的理由是什么。当代日本建筑家原广司宣言,建筑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事件 [1]。由此可见,一个普通常识重复了千年:建筑的使用及空间经验而非建筑的形式是建筑的原点和终点,也是建筑评估的主要标准。
空间与人类生活的关联性始终都是建筑的核心问题,无论何种类型的建筑,一个共通之处在于使人相遇、互动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筑设计就是互动方式和活动发生的设计,建筑就成为在这种互动作用下持续评估-反馈-改进、适应并优化生活的一个长期耕耘(cultivation)的过程,建筑师也因依赖经验积累而大器晚成。正如H.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作为一门经验性和使用性的科学,建筑的社会学属性无疑比美学特征更为本质。
使用后评估(POE, Post Occupation Evaluation,简称后评估)源自1950年代的建筑策划研究,意指在工程竣工并正式使用一段时间后进行使用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即诊断资料反馈应用于下一个设计项目或者建筑的下一个周期。作为一种科学的调查方法,后评估概念早在1980年代初就随着环境心理学的引入国内而为建筑业界所知晓,但遗憾的是历经几十年的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大量建设实践,后评估及建筑策划学依然停留在理论和学术层面,在现实中长期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作为分析-预测-说明人类存在和活动的条件,揭示其变化过程背后的机制和规律的建筑策划学,主要涵盖建筑使用之前的设计任务确定(活动预测)到建筑使用之后的实效评估这一建筑的重要阶段,通过生活调查开展使用后评估,探讨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和建筑的使用规律。建筑策划学教会我们如何调查,如何倾听用如何倾听用户的声音,如何为人服务,如何理解建筑的社会使命。可谓效力显著而深刻。在我国建筑策划学还处在初创期,开设建筑策划课程的院系尚为数不多。
目前的建筑教育系统整体上还处在传统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影响之下,科学理性、机器美学、精英意识和激进革命还是专业价值的核心。建筑形而下的物质性和使用性被贬低,日常经验被压抑;形而上的精神性被推崇,观念性建筑泛滥。结果是空间经验被图像刺激所取代,使用不是评价建筑的主要标准,建筑经由使用改善生活并进而改良社会的使命被放弃,建筑本质偏离。这种偏离在建设实践中必然被放大,“因建筑标准的过时和建成环境系统评估的缺失,导致建筑功能不合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低下,仅“十二五”期间每年因房屋过早拆除造成的浪费就超过4000亿元” [3]。2016年2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内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评估制度”。
对大型公共建筑的使用状况和建设实效做出客观评估,优化空间模型与设计策略以指导后续建设,完善从后评估到前策划的全过程循环控制,对建筑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和进步。有了这样的顶层制度安排,后评估的落实和推进固然无需担忧。但是不应忽视一个事实:现代技术和材料的进步使建筑物理寿命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及不确定性使功能的时效性缩短,建筑社会寿命降低,所谓现代建筑的脆弱性正在于此。研究表明,英国平均建筑寿命的125年、法国的84年、美国的80年,中国约40年 [4],可以断定,所有的拆除更多地是因为功能问题而非物理性能问题。所以,在建筑生命周期内应该具有功能的灵活性,唯有功能的灵活性才有建筑的可持续性,功能的可持续性是建筑可持续性的前提。如此一来,难题出现:1年后评估、5年后评估、10年后评估、40年后评估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后”的时间长度标准如何?不同时期的结论具有多大的权重?公共建筑的用户到底包括谁?无家可归者及一些边缘群体算不算?用户、专家、管理者等的权重各占多少?建筑满意程度的评判指标的构成要素如何设定?显然,在相当程度上,评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鉴于此,相比于制度建设,教育启蒙同样重要。开发与培育学生的设计创造力固然是设计教育的目标,但建筑创作应该嵌入承担人性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等多方面责任的大框架之中。换句话所,建立价值判断、培育批判精神的通识教育、常识教育更为重要。后评估正是建构常识的重要步骤,它通过对建筑使用的本质关照,促进建筑理论反思和设计方法的有效构建。只有将以人(用户)为本的建筑精神和传达关爱的设计思考内化为建筑师自觉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同时外化为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建筑的整体进步才值得期待。
从功能到使用方式:建筑永恒的课题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功能主义,以区别于19世纪的模仿及早期风格的混合。建筑被视为功能的表达,一致尊崇“形式追随功能”的教条,但是,对功能概念本身的理解却相对混乱。另外,现代建筑的生产体系中建筑师与用户的传统联系被切断,用户被视为同质性的、匿名的空间消费者,没有任何个体的、种族的差异,属于抽象的存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导致所谓的功能描述不过是涉及建筑目的的静态活动安排,或者仅仅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接近和一部分人群的活动而已,且多半发生在建筑使用之前。结果是将复杂多变的生活需求进行机械地分离与割裂,然后贴上减化的、抽象的“功能”标签,再用房间去1:1对应,人的身体、体验、生活事件都被排除,“功能”成为使用实际的简便替身和理性、效率和管理的牺牲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功能为起点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最终还是抛弃了功能。随之而来,功能概念作为导致现代建筑风格的非人性化的罪魁祸首而名誉扫地,在学院派口中已经很少被提及。取而代之,更具有时间感和多样性含义的策划(program)、活动、使用等概念,则因库哈斯等大师们的鼓噪而逐渐流行开来。其实,这不是功能自身的过错,而是人们对功能理解的偏差。功能依然是建筑的重要课题,只是功能一定包含着动态的、含蓄的、难以琢磨的、矛盾的、不断变化的内容,形式无法追随功能。
为什么儿童不在规定的游戏场地玩耍而喜欢在废弃的码头仓库里逗留?C.亚历山大的解释是,“任何一种游戏场地,只要它起到干扰或减弱培养想象力的不良作用,并使儿童变得更加消极,更加容易接受别人的想象力,可能看起来挺好的、干净的和有益健康的,但其实这恰恰不能满足游戏的基本要求”[5] 。所以,他提出的儿童游戏场模式语言是一块堆放各种各样原材料便于儿童们自由创造的场所,而不要那种高度完成、设计过度的空间。
关于建筑使用方式,一般而言存在三种类型:①被动性使用(passive use),机械的服从与顺应;②适应性使用(adaptive use),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动反应和灵活性;③创造性使用(creative use),以我为主、依据自已的需要和意愿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使用,有时甚至是“误用”[6]。儿童天真无邪,无拘无束,具备将任何空间转化为秘密城堡的神奇的能动性,是典型的“创造性使用”的高手。不幸的是,建筑师的理解和想象时常不及儿童,他们固守在“被动性使用”的井底,戴上“功能”眼镜去遥望使用实际,导致建筑的丰富而多样的使用行为被遮蔽和减化,空间中只剩下如同监狱般的强制,一派死气沉沉,一种空间的军事化(H.列斐伏尔,1985)。最终应验了库哈斯的讽刺:“我的态度正相反,如果有了建筑师的参与,创造力的产生会用更长的时间,甚至,它根本就不会产生”[7],“建筑真是一个怪物,每一次选择都导致可能性的减少,即便对建筑师来说,这也是一种让任何选择都导致幽闭恐惧症的机制”[8]。
毫无疑问,这种困境绝不限于儿童游戏场地。
空间经验主要是用户的经验,不是建筑师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建筑的使用活动丰富而复杂,稍加划分,包括计划的、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活动,非计划的、自发完成的(consummatory)活动,建筑就是这种必然和偶然的叠加。因此,如H.列斐伏尔的判断,使用者的空间是生活的,不是表现、想象或计划的。所有的使用可能在设计阶段不可都被完全预测,从理论上讲,把握用户需求事实上成为一个至难的挑战,我们还远未真正接近建筑的功能。
回应挑战有两种对策:①回到使用这一建筑的原点,使用是建筑永恒的课题。为此,深入研究人的行为规律,尤其是人群活动的复杂性和自组织性,全面理解建筑的功能含义。②用户也是建筑师,建筑是设计者和用户共同培育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满足用户需求的最佳方式是提供一个契机,激发并诱导用户的主动性,唤起用户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自己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变化。日本建筑师小嶋一浩深谙此道,从行为规定到活动唤起,在设计创作中提出“白空间”概念,意指建筑的功能不特定并交给用户自己去创造性使用的空间,所有的建筑中都存在这类没有具体功能却被积极使用的空间(“白”也因其使用频率而显出浓淡之别),并总结出当黑白比例接近时建筑中便具有整体的灵活性[9]。
日本建筑策划学的启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日本建筑策划学(建筑计画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以今和次郎的“考现学”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研究,涵盖建筑布局、造型风格及家具、服饰、民俗等使用细节,可谓是对日常生活的空间扫描,精细详实。战后伴随着经济快速成长与大量性建设需求,策划学在西山卯三和吉武泰水两位先驱者的领导下,从住宅扩展到公共建筑类型。依据功能划分的各类建筑策划学——住宅策划学、学校策划学,医院策划学、剧场策划学、旅馆策划学、体育馆策划学等——呈专业化、快速发展之势,主要方法则是通过使用后评估,把握用户和空间的关系规律,并提出各类建筑的标准原型。1963年,日本建筑学会中设立“建筑策划委员会”,标志着策划学的正式登场。迄今为止,建筑策划学一直都是学术界特别是大学建筑学科研究领域的主战场,毕生专注某一种建筑类型(甚至是某一种建筑类型中的特定课题)的使用后评估的学者为数众多。可以说,正是策划学者的科学态度、工匠精神及实证研究硕果,奠定了日本现代建筑学理论研究及实践创作的坚实基础。
19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均出现显著变化。传统建筑策划学的保守性、各类建筑标准型的实效性及其对自由创作的限制等等逐渐受到质疑和批评,这促成建筑策划学的范式转型:从普遍的策划到个别的策划,从标准答案到特殊答案,从空间原型到空间感受和空间使用。同时,多样性、地域性、历史性、自发性的策划、基于活动的策划、用户参与型的设计方法的探索等成为近期学术的热点。
综上所述,构成日本建筑策划学的两个板块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起点不同步,发展也不平衡。相对前者的硕果累累,后者还处于起步阶段。90年代后,两者合流的新趋势出现。以仙台媒体中心(SMT)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建筑为例,虽然由伊东丰雄主刀,但背后离不开日本东北大学小野田泰明教授领导的建筑策划研究室的全过程策划,主要通过用户参与工作坊[10]——从建筑内容的确定到设计过程的设计以及使用后评估,策划者默默无闻地担当了用户与设计者之间的翻译。事实证明,好的建筑离不开好的过程,好的设计离不开好的策划,策划建筑就是策划社会。
中国的建筑策划学起步相对较晚。当然,客观地说,不能简单地判定中国建筑策划落后日本50年,因为许多相关研究和思考散落在建筑设计、建筑理论、环境心理学等相关分支领域中,只是缺乏整合而已。作为国内建筑策划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者,清华大学庄惟敏教授及团队90年代初就着手将建筑策划的概念引入建筑领域,出版首部策划学专著《建筑策划导论》[11],在大型设计项目中积极探索实践策划的原则和方法,并推动“建筑策划专委会”专业学会的成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2014)。近期又完成“中国建筑策划理论与方法”这一重大研究课题,填补了中国建筑领域的空白,为未来中国建筑学及建筑教育的发展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是,整体而言,中国建筑人文关怀薄弱、实证精神不足、设计哲学和方法论探索匮乏等等都是无需争议的现实。减少奇奇怪怪的建筑必须回到建筑的原点,回归日常生活和人本。在此意义上,建筑策划学有效而及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日】原広司,集落への旅,岩波新書,1987,5,169
[2]Henri Lefebvr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33
[3]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专委会,“评”则明,“预”则立——中国2016使用后评估倡
议书,2016,2(西安)
[4]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2014
[5]【美】 C.亚历山大等著(王听度等译),建筑模式语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2,
797-804
[6]Jonathan Hill,“Actions of Architecture”, Routledge, 2003,25-27
[7]Rem Koolhaas,Re-learining from Las Vegas, 153 Contents, Taschen,2004,5
[8]同前 MoMA Charette,191
[9]【日】小嶋一浩,小さな矢印の群れ,TOTO建築業書,2013,11,32-43
[10]【日】小野田泰明,领域/公共圈,10+1,No25(2001),87-88
[11]庄惟敏,建筑策划导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5
*本文发表于《南方建筑》2017年第5期,获作者和该刊授权,特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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