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行目的结构差异揭示了隐性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尽管传统研究所探讨的出行率、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等基本特征方面,广州男女性居民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绝大部分女性和男性一样,在社会职业空间中实现了性别角色的重构。然而不能由此忽视了出行目的层面上潜在的不平等现象。男性在工作之余,出行目的以吃饭、娱乐、访友等休闲性的活动为主,而女性除了职业工作外,其日常活动目的则更明显地受制于以家庭为核心的劳务分工。这种家庭劳务责任分配不平等,直接压缩了女性私人可支配的闲暇活动时间和空间,不仅削减了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的机会和权利,还会对女性生活质量和满足自我价值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2) 出行目的结构所反映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女性群体内部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个人属性及家庭结构上。中老年的女性以及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往往由于肩负更多的家务劳动而降低了生活质量。而家庭结构方面,“一对夫妇带小孩”家庭中,女性家长的出行活动受到更多的影响。一方面,职业女性在工作之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繁琐的家务活动和照顾孩子上,使得女性的出行链和出行模式更为复杂,在上下班出行途中往往还会同时链接多项家务活动,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非工作出行,节约出宝贵的时间来维护家庭。而另一方面,由于幼龄儿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特别是对于照顾0~6 岁孩子的家庭而言,为了满足孩子的外出活动需求,家长也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进行外出全程陪护。从问卷的数据看,这类出行陪护任务也大多落在女性家长的肩上,对于缺乏老一辈支持的“一对夫妇带小孩”家庭甚至是没有丈夫支持的女性单亲家庭而言则更为显著。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两类家庭女性休闲娱乐的时间不足,其生活质量和出行活动的权利也受到隐性的损害。
(3) 建成环境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常出行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模型结果表明,对于用地类型单一,商业可达性不高,公共交通设施不足的建成区而言,女性居民进行自我身心调节的闲暇活动会受到更多的限制。由于女性的活动距离较短,活动出行链更复杂,对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也更高,休闲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性和可达性会直接影响到女性出行目的选择:是长期束缚于以家庭为原点的劳务活动,还是在工作之余能便捷地享受多元的娱乐休闲生活。而这种出行活动公平性的问题,在某些公交系统不完善,土地利用类型单一的郊区社区中表现更为突出,客观上对女性的休闲活动造成机会剥夺和空间限制。出行限制和家庭责任带来的双重不公平使得该女性群体要更多地为家庭牺牲,并最终折射出其较低的生活质量。
女性主义地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揭示城市社会空间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最终提高女性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自我价值实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女性群体由于生理机能和心理特征的不同,加上家庭责任等方面的影响,在出行空间感知和活动环境方面存在特殊的需求,需要在空间规划、制定城市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摆脱性别盲的传统思维,使性别平等成为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常态意识,为女性出行提供更公平的生活和出行环境。例如,居民点的步行范围内增加公园、广场、绿道等安全便捷的公共活动场所。对于建设密度低,商业可达性较低的社区,一方面需要更加合理地配置商业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公共交通站点的覆盖率,为女性群体日常出行活动提供更平等的机会与选择。
比起西方社会,女性主义视角的地理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理论探讨和实践也较为局限,没能跟上社会经济制度快速转型的步伐。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女性投身社会就业岗位,男女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已经在社会生产当中发生改变。但是这种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尚未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产生根本上的影响。尽管显性的性别差异与歧视在逐步减少,但社会生活中隐性的不公平仍普遍存在,不同女性群体背后的活动需求、心理健康、场所体验等隐性的公平性问题探讨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