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为避免“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四川付出及其惨烈的代价,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的粮食供应。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杨涛运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这就是政策的阶级性,在今天,为了解决城市病,解决办法是驱赶“di端人口”,这也是阶级性。有人说,无产阶级从领导阶级,变为“di端人口”用了60年,可是,当年的无产阶级,也为了城市人口而奉献出自己的口粮。
这种权利增量的机制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民生层面,最终也会影响到政治层面。
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跃度与小城市,并不是线性关系,同样也有1+1大于2的效应。
北京媒体的聚集,除了和北京政治中心有关以外,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同样的,大城市的广场与小城市的广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看,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离北京城区40公里的昌平,也要驱赶人。分散住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中的人,搬迁到城市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平民窟的时候,他们的权利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解决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机制上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必将受到长期抑制。但是,目前全球人口分布的趋势,仍然是向一线城市集中。相关叙述,已经非常之多。城市化虽然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障碍,但却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