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功豪:我觉得现在规划实际上是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宏观视野方面,二是脚踏实地的进行城市建设。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建成环境怎样进行有序的、有机的或者科学的改造。
比如现在提出来的“城市双修”的问题,现在的城市不是进入到扩张时期,而是进入到内涵提高时期,怎样做到内涵提高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再比如说旧城更新的问题,现在也是有不同的做法。
尹稚:首先,城市更新这个词,有历史烙印,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个走向偏重于物理环境的更新。这些年大规模做的棚户区改造等,其实可以跟产业结构调整、人群的调整、基础设施的补足、公共服务的强化绑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往往是原来住的房子很烂,拆了,然后改造一下,再盖新的楼房,其实这是挺低端的一种城市更新。
以在重庆建的新中国第一个体育场为例,现在已经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包围,失去了疏解交通、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条件。其实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社区级的地域来考虑,这个大片区是极端缺乏公共服务的。与其说保留残存的体育作用,还不如加上周边的街道做一个统一改造。通过局部点的改造,形成一个新的区域副中心。体育场承载力特别好,关键是你填充的内容要应对当代需求,应对城市里的基本格局的变化。
“城市双修”其实是可以抓住一些机会用地、机会环境,有条件使得一个更大尺度的地域得到根本性的变化、提升。现在的问题是“就事论事”的太多,从城市战略级出发的动作太少。
崔功豪:旧城更新实际上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旧城的事,房子不好了就拆掉了,这块地低效了,变成高效的。还有一种是从经济利益出发,怎么样提高土地使用率。实际上一个空间的改造,应该考虑到整个城市空间格局的演进、演化、更新,或者是重塑,另外这个改造一定是多元的。
我到爱丁堡考察,一个五层楼要拆除,不是说这个房子有问题了拆掉,而是这些房子里面的人都是低收入人群,这么多人在这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拆了这个房子不是解决房子问题,而是通过拆了房子以后,改造这个区域,增加很多设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叫更新,而是一个再生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分解。所以,我觉得要提升城市更新的内涵。
尹稚:像北京一些城区其实已经没有后备土地了,完全被城市化地区覆盖了,这种地区如果要做更新的话,其实首先是战略考虑。像东西城区一块后备土地都没有了,但未来要承担作为大国首都的职责,要看准一些有战略级价值的机会用地和机会点,不是一个简单的四合院怎么改,怎么提升质量的问题。
崔功豪: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提了很多原则,要实现新型城市化的目标还是任重道远。首先从理念上有一个改变,然后才到具体的规划、计划、实施。新型城市化还是一个漫长的问题,需要去研究、探索,对于我们这些规划师、学者来讲还是有非常大的探讨空间。
我们需要视野的改变、理念的改变、思路的改变,然后才能转化为政策、行动,思考具体该怎么做。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慢慢明朗化了。就是把一个新型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或者是技术问题,变成和整个国家发展大战略和国际大形势结合起来。
尹稚:规划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实跟国计民生是完全绑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