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泉州古城保护发展工作协调组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主办,泉州文旅集团-古城发展公司协办,学堂承办的“美丽古城 家园共造”社区营造初阶培训,于2017年9月16、17日举办。初阶培训从时空尺度、发展模式、街区尺度的行动三个维度展开,邀请了夏铸九、黄永松、李永萍、梁忆南、龙元、郑荣发、刘欣蓉、张亮、吴楠、林德福十位不同领域的讲师授课。《》特将讲师授课内容整理成文,以供广大读者分享。
夏铸九 :关于老城保护与活化的提纲
泉州古城迷宫样的街巷。制图:张云斌
1、老城保护与活化不宜是古董式保护,见物而不见人;宜朝向——整合性保护、活化保护(integrated conservation)、活化保护、活态保护、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建构。1
首先,老城保护不能是古董式保护。许多人喜欢收集老物品,这种收古董的文化喜好几乎是全球性的;也有些人看到古城,认识到那份流金岁月漂洗过的质朴,就被吸引了,想着像对待古董那样地把它保存起来。这样一来,就见物不见人,老城只是死亡的躯壳。
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为例,这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第一号文物,始建于中唐的一座中型佛教寺庙。因为坐落在山坳里,有幸躲过一次次天灾人祸,经过漫长岁月还能基本保持原貌。那里几乎没有游客,只有建筑系师生到访调研。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日常深锁,通知管理人员拿钥匙开门时,一股浓重的蝙蝠大便腐烂味冲鼻而来,是一栋常年关闭、空气不流通的建筑。这么一来,建筑很容易坏损。近期网上有消息称,佛光寺大殿漏水严重,管理人员就用帆布包住唐代泥塑,免遭损毁。建筑是要人使用的,既然是座寺庙,为什么不使用它?一些权威专家认定,“要强调注意文物的安全,应该关门保护!”然而,我认为这是失败的保护——关起门来的文物保护,就脱离了生活;没有佛教徒的佛光寺大殿就变成了死亡的躯壳。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图片来源:夏铸九。
离佛光寺不远,有一规模稍小三开间的南禅寺,它的问题更严重。曾经遭窃,因此平常铁将军把门。某次我去,不久前发生过泥塑半夜被盜,地上残留两个泥塑印迹。管理人员不仅把门锁起来,连佛像都用铁栏杆围起来,如同被关在笼子里。这种与人、与生活没关系的古董式保护,是一种错误的保护。
今天,欧洲、日本都能看到比佛光寺更早的建筑,人们自由进出,但需在使用中珍惜爱护它。以意大利北部古城波隆尼亚为例,建造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整个核心区,城区居民八到十万人。1969年,波隆尼亚执政三十年的意大利共产党市政府,提出“重视文化、文物,推行整体性保护”理念。即,建筑物很重要,人也很重要,保护古城不能把人搬出去,人和老建筑要整合在一起保护,这在彼时西方的保护观念是一个创新。 1970年代后,整合性保护的观点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成为专业界的共识。古城作为遗产点,不可把人搬出去,若是违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以黄牌警告,再不改变,就被除名。这种整合性保护,日本译为活化保护、活态保护。
意大利北部古城波隆那。图片来源:夏铸九
2、不能是风格取向,不宜追求纯粹、简单、一致的美学标准;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不只是一个静态而保守的“物”的拜物教仪式,宜朝向——要有能力感受与认识到设计模型(design models)或城镇模式(town patterns)的聚落布局,以及建筑类型(building typologies)或设计原型(design prototypes)或营造模式(building patterns)这些“空间与社会相互结合”的营造元素或营造措辞(buildingrhetoric),必须认识与把握它们,才能掌握都市纹理与质地的重要性。这些是市井空间的公共地图,它们是有助于市民社会建构的、活的积极元素,以混质、混血、混搭保护、大地建造的美学原则,替代了前者形式化了的、纯粹的、简单一致的风格形式。
古城保护与活化不能是风格取向,不能追求纯粹、简单、一致的美学标准。我特别提醒建筑出身、有建筑学背景的人,切勿言必称风格。风格是十八世纪西方艺术史建构的一个形式主义的措辞,也是过了时的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品味的成見。青睐风格取向的专业者,不自觉地追求纯粹的、简单的、一致的美学标准;把古城没有表达出来的、或者我们尚未明白的一些事与物,当作一种纯粹的、简单的、一致的美学标准,进而推行那种静态而保守的以物为着重点的、古董化的、神圣化的拜物教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简言之,这类专业者希望几乎所有的遗产都能够得到像北京故宫一样的保护。但是,故宫是几千年华夏建筑文化的最高表现,是过去皇帝的宮殿,不具可比性,古城保护不可能走上这条路。
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要使自己有能力感受古城、认知古城、进而懂得怎么保护我们的古城。首先,我们要看到城市里不只有建筑物,还有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小街小巷,譬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武汉的里分,泉州古城里像迷宮一般的小巷与公私水井布局营造出來的市井……等等设计模型(design models)或是城镇模式(town patterns)的聚落布局,以及,建筑类型(building typologies)或是设计原型(design prototypes)(譬如最普遍的合院单元,包括三合院与四合院、闽南的店屋或店厝,包括泉州称的手巾寮、漳州称的竹竿厝等狹长型店屋、上海的亭子间、日本的町屋等),营造模式(building patterns)(闽南的亭子腳与日后发展成的骑楼、潮州与新加坡的五腳砌、四川盆地城镇或茶马古道市街上的涼厅子或涼亭子、浙江的檐送或檐廊、台湾阿美族的巴道西(badaosi)、日本奈良与京都町屋的床几(外緣侧)与民宅的緣侧(engawa)……甚至是槟榔屿的店屋与骑楼2、地中海区域意大利伯隆尼亚的廊道(arcade),等等。其中,亭子腳与涼厅子等是华南城镇商业街道的空间与社会元素,骑楼则可能是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结合的营造产物)。
这些是“空间与社会相互结合”的营造元素或营造措辞(building rhetoric),它们不只是形式相似,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些营造模式存在着空间与社会、人与活动、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关系。一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借助建筑物建构起一个地方社会。我们借助这些支撑着市民社会建构的基础建筑,解读市井空间的公共地图,才能懂得把握人与空间、社会与空间的活的关系,进而理解都市纹理与质地的重要性。这些东西皆非静态,因而它表现出来的美学原则就是混质的、混血的、混搭的,那么我们保护的古城其实是变动的、活的,而不是纯粹的、简单一致的风格形式。
当建筑尺度更大,如大地建造,就是古人说的“千尺为势”。比如,泉州清源山老君像,它与地形变化相结合,这就是一种混质混血的模式。保护它,就得着眼大地建造的美学原则,而不是风格取向。
潮州的五脚砌,人们在这里聊天,打牌。图片来源:夏铸九
受泉州影响形成的台北艋舺的剥皮竂。图片来源:夏铸九
四川的凉厅子,人们可以在廊下看戏,非常精彩。图片来源:夏铸九
浙江宁波奉化塔竹林的檐送。图片来源:夏铸九
日本传统民居的缘侧。图片来源:夏铸九
台湾阿美族的巴道西,可以在家门口吃吃喝喝,表达传递好客盛情。图片来源:夏铸九
意大利伯隆尼亚,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廊道。图片来源:夏铸九
3、不能是“先保护,后利用”;保护与再利用的思考不能分离,同时平行思考才不会造就蚊子馆。再利用的层次上,保护的是市民的公共空间,公共清议,昔日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这是我们的市民论坛的传统。再利用的过程中,经由热情的诠释,可以成为城市悲喜剧的舞台,以及城市市民剧场(civic theater)。3
保护与再利用的思考不能分离。“先保护,再利用”是台湾犯过的错误——先修缮,修好了不知道如何使用,就建成博物馆,刚开始还有人去参观,过不久就乏人问津,养蚊子了,台湾称为“蚊子馆”。那么同样,佛光寺大殿可称为蝙蝠馆。所以保护和再利用,怎么修和怎么利用,一定要同步思考。
保护过程必须认真考虑“谁来活化与经营”?非营利组织(NPO)负责经营的可能性何在?古城的保护要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表现什么理念?甚至于过去的保护工作有没有失败的教训?同样的,考虑再利用时,要反馈回溯“保护的到底是什么”。
四川成都平原的老茶馆,人气旺,老家伙坐上一天,吹牛皮、摆龙门阵,公共空间的社会价值充分彰显。图片来源:夏铸九
古城保护的范围,虽然有一些是私人宅邸,但更多的是保护市民的公共空间。四川人在茶馆摆龙门阵,这就是公共的清议场所。史书上有“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记载,子产不去除那些老家伙们高谈阔论、议论时政的乡校,是一种豁达和远见,所以千古流芳。这是华夏文明民主论坛的公共空间。
老舍的《茶馆》,不论在舞台剧、电影、电视剧中,茶馆就是市民论坛,市民的公共议论场所。那么,在古城再利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历史价值表达出来,产生热情的参与和智慧的诠释。蛋头学者们强调古城保护是一种科学技术,运用没有情感的科学措施来开展保护。我的主张正好相反,我认为,应是热情的诠释。
被我们保护下来的市民公共空间,其实就是城市市民的剧场(civic theater)。西方文化里,城市剧场充满故事,老舍《茶馆》是我们中国的市民剧场,是城市的悲剧与喜剧的舞台。“子产不毁乡校”、老舍《茶馆》、四川老茶楼都是有关城市市民的清议空间,这很好地驳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只有‘皇帝’与‘专制’,没有‘市民’与‘民主’”的偏狭论断。所以,古城再利用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再利用背后的价值与诠释,要小心和有自觉。
老舍《茶馆》,市民的公共议论场所。图片来源:夏铸九
4、保存是再现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被空间养育与庇护的象征性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种历史场域感(the sense of historic sites and settings)。
基于同样的逻辑,还没有对外开放的陕西石卯遗址城址的保存与再利用,就显得过于保守了。正在兴建中的,用建筑物棚架撑起的展厅,达到了遗址保护的目的,却忽视了直接展示昔日先人在苍穹之下,大地之上的存在状态,这是黄土区域地景上,天地神人四位浑然一体所获致的整体地方感,被空间养育与庇护的象征性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是种历史场域感(the sense of historic sites and settings)。
2011-2012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神木高家堡镇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外郭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石卯城址初建于距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即,龙山时代中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其规模系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后最大的城址。处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对近一步理解东亚及东北亚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石卯城址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形成时期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对于重新描绘公元前2300年前华夏沃土上“邦国林立”的社会图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4
皇城台三维透视影像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石卯遗址管理处(2017),《石卯遗址》。图片来源:《石卯遗址》
皇城台,内城外郭,藏玉于石,玉门瑶台,高级建筑大型宫殿就已经开始用九级阶台与中轴线空间,伴以夏至日出时间,共同彰显的是黄帝都邑吗?5
石卯外城東门遗址空拍。图片来源:《石卯遗址》
这个最初城市的崛起与东亚早起国家的形成,就已经显示出这里是礼仪的中心:先人透过营造来关照和安顿人居的状态,借由物的集结,意义的集中表现,以仪典场合来彰显人自身的存在与表现都城起源的神圣性。即,人通过营造集结了物,形成被人关照的空间,物的集结也建立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也被空间养育与庇护,保存是再现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我们要如何才能再现这种能让今天的使用者与市民们感受得到的,象征性的,整体的地方感,历史场域感呢?石卯皇城台是黃土高原地景上的石砌城垣,不是出土的兵马俑,它是有條件以木栈道规范参访者的流线与活动,营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來者,天地悠悠的历史场域感”,这是保护专业所需的设计能力的挑战。
5、朝向都市空间使用价值的实现,都市市民在保存规划的过程中,必须避免:房地产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欲望,对真实空间改变与对市场中的空间交换价值的冲击,表現为暴力強拆。在结局上,不宜发生缙绅化(gentrification)、贵族化、高级化;即使不能避免必要的小规模拆迁过程,或是引入文创产业成就有活力的创新节点,沟通的过程仍然是必要的。
古城保护和再利用的过程,不能是封闭、简单、粗暴的由上而下。城市中心的老房子极具开发价值,因此古城保护必须警惕房地产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欲望,要避免的最大误区即是封闭、简单、粗暴的自上而下模式,避免资本与权力在改造或破坏老城中心时的为所欲为。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最严重问题,因此导致千城一面和暴力强拆。我们的老城就是这样毁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暴力强拆表现为真实空间的生硬改变,对市场交换价值的无情冲击,令人痛心地彻底地破坏了古城原有风貌。
古城保护在结局上容易发生什么事呢?这是全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年代,不分东西南北都发生的结局——缙绅化。这个词源于英国,即英国乡村的乡绅搬到城里,看到英国工人阶级住的老房子,面积不大、价格不贵,就买了下来,原来住在里面的工人就都搬走了,破落的房舍摇身变成了高雅昂贵的精致住宅。这个过程被英国学者称为缙绅化,也就是贵族化、高级化,在法国称为布尔乔亚化,瑞典学者称为空间的战争,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之一。
古城保护一定不可发生大规模拆迁,但不能避免必要的小规模拆迁(拆除)过程。我们有时主动希望引入对城市持续发展有贡献的文创产业,来成就有活力的创新节点。这便需要小规模的拆迁、整治,那就必须认真而细致的沟通——沟通,沟通,沟通,不能自上而下强拆。那么对于文创产业容易导致缙绅化,文创产业商业化容易导致古城生活的真实性流于文化消费,这在古城保护的过程中,需谨慎以待。
6、即使面对非正规聚落(informal settlements),也不能強拆,必須公正、公平;政策的形成不能一刀切,具体问题必須具体分析,才能面对现实的挑战。不能是封闭的自上而下过程;老城保护的社区参与過程,发动群众是必须记取的重要政治传承。此外,不能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分离对待。
有时面对的是非正规建筑或非正规聚落,它不是历史上形成的老城,也不是政府的规划建设,甚至也不是私人房地产的合法开发,也就是“违章”、或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面对这些有一定年头的违规建筑、私搭乱盖,也不能简单强拆,必须公正、公平。不能制定“一刀切” 政策,有些措施在深圳行得通,在厦门、泉州不一定有效,在上海更是另外一回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才能面对现实的挑战,总之,市民有进入城市的权利,而不是社会排除下的低阶劳动力。表现最失败的是美国的都市更新经验,以所谓的“联邦推土机”把贫穷落后地区连根拔起,改造为中产阶级的大楼或住宅区,造成严重的社会隔离问题。面对非正规聚落,也不宜强拆。
封闭的自上而下过程有制造矛盾的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老城保护要有社区参与的过程——社区营造。老城保护就是利用社区营造的过程来保护,亦即发动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最为宝贵的政治传统,要把这个传统用在城市建设,用在古城保护,这应该是一个社区参与的过程。
古城保护和再利用的做法,一定要注意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同等对待,不能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离开来。这些年,《汉声》杂志做了许许多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和记录,《汉声》最近要出版《南京的野菜》,野菜怎会成为一种城市文化遗产?南京城的明代城墙有四圈,城墙、野菜都是城里的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非物质的;野菜是南京老头老太的生活文化,它尤其在战争年代发挥过大用处。
再譬如建筑界的老师傅,传统的木匠、泥匠、瓦匠,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但他们修出来、盖出来的房子就是物质的。只要老师傅活着,房子坏了就很容易修;如果老师傅的技艺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传承,建筑文物的损毁就不能修复。
7、至於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必须转向社区主动要求的、社区取向的都市更新。有机更新,小规模渐进式的日常微更新、韧性城市、可持续的生态城市、海棉城市,这才是应为的方向。老城保护,必須提高市民的可及性,增加市民对城市的认同,而不是排斥性空间和社会隔离的层级性政治空间。
涉及老城,我们多谈保护;老城的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亦至关重要。总结台湾的惨痛教训,台湾的都市更新有钉子户和各种各样的阻扰,问题非常严重,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根本推不动,所以必须转向社区主动要求的都市更新。也就是在社区说“我希望都更”时,政府才说“好”。社区取向的、社区民众自发希望改变的都市更新,才不会有执行的阻力。
上海的城市更新政策已经转向,当然上海也因已拆除太多市中心的街区如石库门里弄,这才慢慢觉醒过来,告别过去的大规模、断裂式更新,转为有机更新,小规模、渐进式的日常的微更新,告别过去的大规模、断裂式更新——房子全部簇新,与过去毫无关联,这是被全世界专业界已然扬弃的做法。
当前中央的城市更新政策也已转向,尽管刚刚开始。转向鼓励“城市双修”,即“功能修补”与“生态修复”,把那些过去填埋的、污染的小沟渠、小河道予以恢复,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并努力消除一度严重的雾霾、土壤污染、水污染等。此外,中央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地方建设韧性城市、生态城市、海绵城市,让城市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老城保护,必须提高市民的可及性,增加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要让市民爱这座城市,觉得这是我的城市。
台湾、香港、东北,邻近的韩国、越南,都曾经有过悲情的被殖民历史。殖民城市是痛苦的——殖民者是规划者与建设者,被殖民者是被动的、被决定居住地的居民;城市里有些地方是殖民者居住地,被殖民者的居住和行动被限定在另一些地方。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殖民城市的空间是排斥性的空间,殖民者的敌人太多,因此殖民政府周边都是军事单位,用以保护殖民政府的存在。台湾有此惨痛的经历,日本殖民者到台湾来,把清朝衙门从中劈开,一半搬到植物园里去,一半放在后来的台湾总督府基地上。日本殖民者建设的管控全台金融的台湾银行,以及台北公会堂,皆照抄欧洲建筑形式,与市民毫无关系,也没有市民的可及性。这体现殖民城市的空间是隔离的、排斥性的,强调社会统治功能。
泉州是幸运的,没有沦落为殖民地,那么,我们在古城保护或者说是活化的过程中,更不能营造那种过去的殖民城市所特有的排斥性空间,不能构建社会隔离的层级性政治空间。
日本殖民者在台北市所建的台湾银行。图片来源:夏铸九
日本殖民者所建的台北公会堂。图片来源:夏铸九
8、在浮现中的市民社会力量下,只要市民有反思的期待,古城保护就有机会作为异质地方(heterotopias)的建构,提供了对抗全球化年代社会排除阴影的可能性。这是古城保护的真正技术升级,技术与文化重新和好的机会。
这也就是说,古城保护作为异质地方建构,扩大了古城保护的论述空间,活化了古城保存对城市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新界定城市公共空间(civic spaces)的机会。它有助於边界开放的社区、多重的文化、异质的保护、复数的公共的浮現,所以,有助於都市认同与成熟市民的建构。所以我们可以说,古城保护作为异质地方建构所產生的反身性(reflexivity)效果,让市民得有机会以蓦然回首,在主体不在的地方,看见自身,看见自己的前世今生,看见自己的不堪。认识自身,因此得以建立主体。古城保护作为异质地方建构,它的反身性效果关系著市民主体性的建构。
9、所以,保护不只是物的保护,而是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历史场域感的重建,其实,遗产的再利用是象征空间的意义竞争,也是城市历史重写的过程。保护,不是单纯地对过去的时间与空间的保护,而是对未來的改变,遗产的未來,未來的时间与空间的经理。朝向有中国特色的古城保护,而不是没有反省性地移植西方的保护论述。空间是媒介,社区营造结合的古城保护的目的在于人的建构,新的市民的建构。“传统,意味传递火种,而非崇拜灰烬。”这是奥地利作曲家葛斯塔夫.马赫(Gustav Mahler)的话,也是古城保护与活化的精神。
保护不只是“物”的保护,而是历史进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这些“物”,这些老东西是大家的共同的记忆;是人的集体记忆,而不只是物。以及,它是历史场域的重建,有些虽然被破坏了,但是人们知道什么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其实,遗产的再利用是象征空间的意义竞争,更是城市历史重写的过程,是历史的续写。那么,空间是媒介,社区营造结合的古城保护的目的在于人的建构,新的市民的建构。
以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故居为例。富兰克林是科学家,也是美国开国元勋,美国邮票上有他,美钞上也有他的肖像;但是费城的富兰克林故居已不复存在。为了让人们缅怀伟人,故居的设计者按原来房子轮廓恢复,把平面图画在地上,依照高度设计壁炉,它让市民能够想像与记忆什么历史事件曾在这里发生。这种历史场域的重建就为费城留住了骄傲。
美国费城富兰克林故居。图片来源:夏铸九
值得强调的是,保护不是单纯地对过去的时间与空间的保护,而是要考虑到遗产的未来。我们把历史意义阐述出来,为的是共同思考并创造这些老东西的明天,这些遗产的未来。切勿把老城当作死的东西。正如四川老茶馆的老虎灶,天天要烧很多开水,火不能灭,要传递火种。这是古城保护与活化的精神,正如奥地利作曲家葛斯塔夫.马赫(Gustav Mahler)的话——“传统,意味传递火种,而非崇拜灰烬。”。
注1:关于整合性保存与集体记忆的概念建构,可以参考:Bandarin, Francisco, “The Bologna Experience”, in Donald Appleyard, ed., The Conservation of Eruopean Cities,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79; Cervellati, Pier-Luigi, “Preservation with Participation”, in Richard Hatch, ed., The Scope of Social Architecture, New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4, pp.239-254.
注2:Tan, Yeow Wooi (2015), Penang Shophouses: A Handbook of Features and Materials, George Town, Malaysia: Tan Yeow Wooi Culture and Heritage Research Studio.
注3:保护与再利用並非实证主义现代考古学论述自以为的,简单的中性科学知识的展现,而是意义的再现,这里是不同意义生产的地方,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剧场,论点可以参考:Tilly, Christopher (1989), “Excavation asTheatre”, Antiquity, No.63, pp.275-280; Tilly, Christopher (2007), “Excavationas Theatre”in Fairclough, G. and R. Harrison, J. Schofield, Jnr. J. H. Jameson(2007) eds. The Heritag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pp.75-133.
注4: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石卯遗址管理处(2016),《发现石卯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石卯遗址管理处(2017),《石卯遗址》。
注5:沈长云在2013年指出石卯古城是皇帝部族的居邑,虽然还有争议,但是肯定是作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治体的中心而存在的。相关讨论可以参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石卯遗址管理处(2016),《发现石卯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投稿/contribution@xiangchoujingji.com
联系电话/86 21 59573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