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社会空间认同与政府管理逻辑就是一对关联命题了。回到治理模式上,北京的宏观土地、人口、产业、环保政策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务工者社区忽视显而易见,北京总体规划也不甚清晰的对待这类社区。对于这类社区的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空间设计,甚至安全环节的政策考虑都欠缺。而代表市场经济的瓦片经济和基层政府的无为放任就肢解了宏大的政策体系,同样也肢解了自上而下宏大叙事的北京总规。如果要正视外来务工者社区,那么就应该是各级政府共同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这类社区的多元复杂性,不可能用一种僵硬、运动式方法来解决。
其实撬动社区治理、更新的国内经验不是没有,核心就是要建立各级政府与社区的收益共享机制。深圳在促进“合法外土地-违建”单元更新时采取了“20-15”准则。其中“20”是对更新项目“合法外”用地实行二八分成,当项目申请方同意把20%的“合法外”土地无偿交给政府后,这部分土地就获得了参与城市更新的资格;另一方面,从余下可开发的土地中再拿出15%来作为公共设施的配套用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调动基层政府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推动更新工作,并且能够保障上级政府的部分公权的落地。另外,深圳也对农村集体用地上的工业大院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进行收益重新分配,这样市政府、社区均可以获得土地预期收益保障。此外,需要去探索复杂利益主体下的空间资源再确权制度,不过这需要探索与创新。
大兴西红门的一把火,让朝阳、丰台、大兴、昌平等各区的清理整顿提上了日程。仅仅几天,地处市郊的城中村就变得空空如也,剩下一片死寂萧条。新建村周围大大小小的制衣厂关闭了,靠传统制造业谋生的外乡人也卷着铺盖,拖家带口地离开生活了十年的新建村。平房乡火葬场周围的租户纷纷迁到了另一个城中村——平房村。
仅仅几天,北京火车站聚集了大量的离京外乡人,一路上有些人耿耿于怀于自己没能在限定的清理时间内拿出女儿最喜爱的玩具;有的人连声无奈地叹气“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北京了”。对于家乡来说,他们似乎早已成为了外乡人;而在北京,他们也终将难以找到一片容身之地。
一切似乎又轮回到了从前,没有便利的服务,只有昂贵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回乡的人少了耕地,而在城里的人却告别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