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似乎已成为一场全球性危机。在这个巨变当头的时代里,新的住房供需途径是否能为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提供出路呢?
即使不熟悉亚伯拉罕?马斯洛及其1943年专著《人类动机理论》,人们也仍能轻而易举地道出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什么。与呼吸、吃饭和睡觉一样,庇护所便是其中之一。但发达国家如今再度经历住房危机,大量社会群体在寻找价值感的同时,又面临着无家可归、住房被收回、生活成本难以负担的窘境。这一切会发生改变吗?
自19世纪末大规模城市化及第二次工业革命晚期起,由国家为民众提供安全可靠住房的概念日渐流行。最先在英国,慈善家们开始在城市廉价公寓区提供住房,一些工厂老板也开始为员工修建村庄,如1853年的索尔泰尔和1888年的阳光港。

1853年的索尔泰尔

1888年的阳光港
法国的公共住房项目同样起源于私营企业,Loi Siegfried在1894年向为数不多的营利性公司提供了第一批国家住房援助。美国的廉价住房改革最初也多呈慈善性质,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兴建了模范廉价公寓,试图运用新型建筑及管理模式来解决贫民窟的实际问题及社会问题。
然而,国供社会住房其实起源于英国及其1890年的《工薪阶层住房法案》。该法案发布三年后,伦敦东区肖尔迪奇与贝思纳尔格林的交界处便修建了英国第一批市建房屋区“边界街”。至1919年,英国法律已经强行规定政府需为民众提供市建住房,二战后,政府更是大批量修建此类住房,以弥补战争期间毁损的房屋,这类市建住房数目在1953年达到巅峰,为22万套。

战后“预制”房
到了50年代末期,随着数百万人从狭促破败的市中心平民排屋,迁至特建的新城镇或高楼区,英国开始将重心转向贫民窟的清理问题上来。室内卫生间、前后花园或景观房为一代人带来了新的生活乐趣。

20世纪60年代索尔福德贫民窟的清理运动。

伦敦南部南华克海盖特邨包括1214套住房,建于1974年,可供3000多人居住。由于大象城堡区的城市更新活动,该房产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被拆除。
二战后,法国政府发起了重大建设举措,包括设立新市镇与新城郊等,这其中包括被称为“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或“HLM”的廉租住房。 这种住房现在通常被称为“社会住房”,职权范围略宽于单纯的住房。政府收购土地,继而有利地资助公司建造庞大的住房综合体。
在英国,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期粗制滥造的廉价高楼层出不穷,情况开始恶化。建筑质量低下不说,日常管理维护也根本得不到重视。知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推崇的‘园中塔楼’(混凝土人行道、看上去既原始又现代化的“空中街道”)成为了杂乱无序与凋败的灰色庇护所,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英国,还存在于欧洲及美国。诚然,它们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所,却导致了郊外贫民区的产生,而这些地区同时又存在着疏于管理、修缮不当等突出问题。

圣路易斯帕鲁伊特伊戈,“沙漠中的绿洲”,竣工于1955年,由33套11层公寓楼组成。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圣路易斯帕鲁伊特伊戈几乎成为了一个凋敝危险、罪恶丛生的社区,后于1972年被拆毁。
城市更新虽然早已成为一种消除不良影响的方式,但实际却并非兴建住房的解决方案。譬如,在《1949年美国住房法》通过之后的十年里,美国按照该法所清理的住房共42.5万套,而同一时间内建成的住房单位却只有12.5万套[1]。较贫穷的城市社区整片被拆毁,只为了给现代化发展让道。
活动家兼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如此描述当时的新住房项目:“低收入阶层福利房项目本该将贫民窟取而代之,结果却成为了比贫民窟更甚的犯罪、破坏及社会绝望的中心。中等收入住房项目则因其空间的乏味及规格化而堪称奇迹,完全隔绝了城市生活的任何繁荣及活力。奢侈住房项目又试图以低调的粗俗来减弱其空洞性......这不是在重建城市,而是在洗劫城市。[2]”
1979年,共有42%的英国人住在市建住房,而在今天,这个比例还不到8%。当年的转机出现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推行“社会住房购买权”。该政策允许将国有住房出售给租户,理由是市政厅应利用资金来偿还债务而非建造新房。
该政策的目的并不是确保工薪阶层可以租到自己能负担的房子,而是帮助他们在房产所有权的阶梯上占有一席之地。1979年至2013年期间售出的新市建住房总数达160万套。
而如今,在廉价信贷与经济适用房短缺两大因素的刺激作用下,房价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涨,新市建住房数目大幅下跌,曾经的国家社会发展基石逐渐被边缘化与污名化。
美国的租房人数及房租已经连续上涨十年多。据美国城市研究所分析,平均每100户低收入家庭仅能分配到28套福利房。在2001年至2013年期间消失了240万套政府补贴或处于市场价的经济适用房。纽约市等主要房地产市场的损失最为严重,但整个国家也同样遭受了显而易见的损失,因为住房失修及恶化问题也会影响到民众的承受能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30 年,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基本服务,改造贫民窟。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家试图拉拢日益庞大的中等阶级,住房政策正经历转变,住房可负担性的标准也在逐步上升。
要满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需求,需要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补贴。而在这样一个时刻,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却在削减公共费用,甚至全盘取消政府住房补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倘若这是英美等富裕国家的住房现状,不难想象那些预算较小、税基有限的国家的住房情况很可能更加糟糕。要么住房供应不足,要么便是:民众将收入的极大比重用于买房,因此不得不放弃其他生活必需品。
无论是贫是富,都存在买房难买房贵这一问题。即便在成熟的市场中,低收入家庭甚至由于住宅面积不足的缘故,可能导致就业无岗孩子成绩差、更早辍学的概率更大。
房价居高不下,中等收入家庭倍感压力。在房价最贵的城市里,就算全家收入所得远超中位数,也可能因为交房租还房贷而经济拮据,这些都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房产,也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房产。例如,在发达国家中,德国房产所有权持有水平最低[3],跟香港比起来[4],德国有近一半的人口都是选择租房住。不过在德国,老百姓对于买房和租房都能负担得起。
德国的与众不同在于,大部分德国人会选择不购买房产而租房住。可以说,德国房客就像一位“国王”,能从业主那里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更强有力的保护。
德国房客能自由地对租住房屋进行装饰(尽管退房前,他们得重新粉刷墙壁),也会把租房当成自己真正的家,对租房所做的维护远远高于香港的房客。平均而言,德国房客每租一次房,会住三至七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5]。

绝大多数德国人更喜欢租房而非买房。
房地产繁荣带来的负资产加深了德国人对房价上涨的怀疑。他们不会坐在餐桌边讨论他们的房产在过去几个月价格上涨了多少。
据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在1970年和2008年间,房价平均增长了83%,而德国的房价却下跌了17%。即使这样,买房也很难获得抵押贷款,因为贷款需要有一大笔存款。这说明在强大的德国文化里,德国人并不愿意冒风险和借款。
相比之下,在中国,拥有一套房子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愿望之一。房子代表着安全感,目前中国的年轻人仍然面临着娶老婆之前要先买房这一文化上的压力。年轻人没有一套房子,那么就很可能会晚婚晚育,甚至不结婚。
面对近年来上升的房价,对年轻人来说,买房已是不可或缺的金融投资,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人通过房地产投机变得越来越有钱。
很明显,中国大城市生活的种种成本都日益昂贵,买房方面尤甚。 据Numbeo介绍,截至2017年6月,深圳的房价收入比高达39.8年,为世界之最,而全国平均比率为27.43年,是世界上最难负担房屋的市场。
而全美平均水平只有3.12年,仍旧处于世界住房市场的底部。美国的房屋租金回报率是世界上房屋租金回报率最高之一。
但是在中国,房屋租金回报率远低于房价回报率,使得房屋持有者对买房出租失去兴趣,干脆让新房空置一段时间,有时一空就是好多年。
由于房东权力有限、贷款限制严格等一系列因素,德国的住房不太容易成为投机性投资工具。法国许多城市在二战后住房数目骤减,房租由此大幅上涨。1948年,法国政府立法对房租进行限制,有效终止了房地产投资的经济效益,且间接平衡了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关系。在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政府公共住房内,住房与发展委员会(HDB)得到国家的巨大财政支持。
而在中国,由于过去十年里政府大力干预房地产市场进行限购和限贷,有效地打击了投机及富裕阶层掌握大众资产的现象,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终归平稳下来。

哈林盖
房地产市场的自由经济学最终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即资产愈发集中于富人手中,而没有资产的人愈发贫穷。住房是一项“人类基本需求”。政府有责任确保住房不被视为奢侈品,并解决民众买房难买房贵的问题。
物以稀为贵,钻石便是如此。但钻石本身并不具价值,只有通过市场推广,才能创造购买钻石的需求。钻石并非必需品,而是奢侈品,钻石的买卖并不会对人民的基本生存构成影响。但居所不同,它太过重要,不能随随便便被当作商品进行交易而毫不顾及无房者的困境。
发家致富的方式不胜枚举,不必在食物、水或居所这些人类基本需求上进行限制。政府也应将住房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行考虑。

AltErlaa
缺乏价格适宜的住房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增加医疗和交通成本、加剧环境恶化、导致无家可归。强大的、不同收入阶层的多样化社区是稳定的、健康的、富裕的社区,这些社区使那些让城市充满活力和趣味性的各类商店、服务和娱乐活动得以持续下去。
教师、警察和医疗工作者理应能够居住在他们提供服务的社区。但由于缺乏价格适宜的住房,他们却无法这样做。周围的大量住房入住率明明极低,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却无法就近居住,这样真的合理吗?
全球人口激增,土地益发珍贵,房屋被集中控制在以投资为目的的人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极端的情况曾一再导致民众动乱和社会动荡,政府必须铁腕治理,增加公共住房配给,同时,平衡好商品投机与大众需求。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房屋,并应将其作为社区投资,而非负担。
在过去百年里,世界的发展周而复始,多年后的我们再度回到原点,大批资金及土地再次聚集在了少数人手中。今天的年轻人,哪怕出身于教育良好、技能过硬的社会阶级,拥有自己房产的希望也越发渺茫。更有甚者,在工作及生活处所租住房屋对他们来说也变得越发难以承受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达到联合国发展目标,就必须大幅度地改变我们对住房需求的态度。

Excalibur庄园。 英国最后一个幸存预制房地产,位于伦敦南部的卡特福德,于1946年由德国及意大利战俘队在一天内建成,可使用10年,为当时15万以上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英国家庭提供临时住宿,配备卧室、花园、浴室及独立卫生间。
19世纪的慈善家们将公共住房的建设视为改善他人生活最好的方式,而他们通过给予,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伟大的思想家及学者又全身心投入到创建新城镇、住房类型以及让社会体系更公正的事业中。也许今天的我们也应效仿前人,以全新方式思考公平与住房问题。

Excalibur Estate
预制 (装配式) 房屋的复兴似乎是一条可行选项。英国战后的住房短缺问题就是基于美国的预制建造原理,采用“临制房屋”的方式解决的。“预制房”是一个广泛的术语,涵盖了不同类型的预制建筑。 准确地说,任何包含了一些在工厂制造继而在现场组装的配件的建筑物都属于“预制房”范畴,包括“模块”式和“面板”式以及“成品”。
模块式建筑是将独立的盒状模块固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而面板式建筑则是通过将地板下放,然后逐个下降墙板各部分而实现的,而“成品”建筑则是场外组装完毕,继而再完整运输到别处的建筑物。

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 461 Dean
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461 Dean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模块式塔楼,近期刚竣工,共32层,被视为满足城市住房高需求的新解决方案。该建筑包含930个钢铁模块,皆在附近布鲁克林海军船坞的一家工厂外部制造,继而通过卡车运输至现场[8]。其中一半公寓专供中低收入居民居住。

230平方英尺的现代小型智能家居,配有高科技功能,包括灯光,锁和窗户色调,全部由手机应用程序控制。
近来建筑质量技术上有所进步,外加人们也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蜗居生活,看来包括移动房在内的“预制房”要卷土重来了。移动式“预制房”建在工地外,靠底部的轮子进行移动,不仅农村人口住得起,而且在城市私家花园里也可以使用,而且现今越来越受想安家的居民欢迎。这些人既不需要土地所有权,也不用受建筑条例约束,同时,标准房屋建筑成本降到了最低。

全方位模块化建筑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为Winslow Ames House,出现于1933年,由Robert W. McLaughlin及其企业Winslow Ames House建造,利用了一种名为Cemesto的新型外部装饰材料。Cemesto是一种含甘蔗成分的面板,发明专利由John B. Pierce Foundation享有。Winslow Ames House由几个客房模块组成,浴室、厨房、管道及供暖系统皆与服务核心相连。
“居民所有社区”在停靠管控,基建管理、营业管理和公共土地管理方面比较灵活,新一代的有房一族和土地租赁模式逐渐兴起。社区成员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也可以出租空地来获得收入,以抵消按揭及营运开支。

Cmglee设计的集装箱城II。 新房屋类型的出现给那些拼命寻找低租房的房客带来了新选择:集装箱与模块化微型公寓。 集装箱住房是用一种创造性的再利用方式,将过剩或废弃的运输集装箱转变为小型住房,在2000年,当城市空间管理公司完成了位于伦敦三一岛浮标码头区域的集装箱城市I项目时,这种集装箱住房思路成为了主流。
同时,生活空间变小势必会很快成为未来的趋势,典型的郊区风格的家庭住宅或许将不再适合新人口态势。未来需要建设更密集的个人公寓,而这又会导致房屋市场大量滞留资产的形成。好在共享经济已经催生了许多关于生活基本原理的新思考方式,包括所有权、交通运输及住宿等。爱彼迎(民宿短租)现象正显示出了充分利用住房资源的新思路。

1972年由Kisha Kurokawa设计的Nagakin胶囊塔由140套独立的预制胶囊房组成,配有浴室、橱柜及内置HiFi套装。这些小型胶囊房可以移动,也可更换,长宽高为7.5 x 6.9 x 12英尺,是今天日益欢迎的微型公寓的前身。
所有权和使用权共有或分级所有的新型平台可能是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平台和平台所仰仗的用户共同分享、创造价值,这种合作机制正在兴起。我们希望这类平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房屋供给带来重大影响,让购房成为过去。

由homestilo设计制造的130方尺微型公寓
参考文献
[1] Bauman, John F. and Biles, Roger, eds. (2000). From Tenements to the Taylor Homes: In Search of an Urban Housing Polic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271-02012-1.
[2] Jacobs, Jane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Vintage Books.
[3] "Eurostat - Data Explorer -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y tenure status, type of household and income group". Eurostat. 12 March 2015.
[4] "Table 005 : Statistics on Domestic Households".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5] Home sweet home is a rented property for many Germans. Julia Kollewe and Larry Elliott the Guardian. 16 March 2011
作者/百瑞BarryWilson
百瑞隽思(深圳)项目咨询有限公司CEO,英国注册景观建筑师、香港城市设计学会理事兼公共事务委员会委员,可持续发展倡导者,2012 年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评为“中国城市化贡献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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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瑞Barry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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