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星”工农村总图(图片/《重建中国》)
每个小村庄除了住家之外都有幼儿园、商店、缝纫处和诊所,中心小镇除了每个小村都有的基本设施外,还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服务体系,可供小镇本身和周围村庄使用。比如,一个能容纳1000名学生的九年制学校,一所50张病床的医院、商店、理发店、公共浴室、缝纫处、修鞋店、邮局、储蓄所等各种服务设施,自然还有一个废品回收站。
在它周围还有一些农业设施,如菜窖、育种基地、兽医站(大一些的村镇还有拖拉机和农用机械仓库)以及小型工业设施,如烧酒厂、豆制品厂等。当然,还有各种与石油相关的设施,如油井、控制站,就设在小镇附近或分布在田间。
包括一座大型炼油厂在内的各种石油设施及其相关的六十个农工村镇组成一个市政单位,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市政管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民兵。总之,这个集中而简化的市政体系与人民公社有某种相似性,二者都是农工联合体,但在人民公社中农业占主导,而这里工业占主导。
空间布局 关于建筑物及其空间布局,这里也有一些与大寨类似的不足。随着运输和供应条件的改善,人们又采用了用砖瓦水泥建房的办法,没有坚持采用那种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黏土式建造方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好处不仅在于自力更生开展事业,在现代化工具到来之前靠双手劳作,而且还是研究新办法的起点。它们有时比现代化的办法更巧妙、更适用,或可以与后者很好地结合。
但就地取材的方式在大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管在外观上还是在舒适性上,后来的所谓改良建筑都没能超过那些“英雄年代”的建筑。
住宅和集体服务设施的设置都让人感觉仓促,同样的建筑经仔细研究采用另一种布局,彼此的关系会显得更合理、朝向更好,空地更舒适且能够更好地相互联系。而当时人们却认为,施工时间很短,还在如此粗糙的建筑上去追求美学效果,纯属徒劳无益。这样的想法令人担忧,因为也许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就能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的布局。
这些“农工村”的分布过于均匀,彼此又缺少变化,看来不是很有利。开始的时候,人们曾经考虑过创建一个或数个大型石油城市,但这个想法被抛弃了,因为考虑到这样做可能需要很大的投资,会减缓石油的生产并加剧城乡差别,而这是社会主义所极力避免的。
原来的想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以长远的眼光看,它只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因为,整个产油区没有一个较大的中心城市来集中相当数量、规模较大的社会和文娱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科研中心等,当地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因缺乏信息、资料和交流而减少。
这里有个问题后来招致政府部门的批评。大庆或大寨的干部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固执地想把一些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认为行得通的做法长期推行下去,然而这些做法不该成为碰不得的金科玉律。特别受到批评的是它们那种“左”的思想,即只依靠体力劳动者的勇气和创造精神,而忽视听取技术人员和专家意见的重要性,而且不重视现代的工作和管理方法。
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 尽管在空间布局上有这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生产和生活水平上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大庆和大寨的政策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生产领域,“三结合”的贯彻(工人、政治和行政干部、工程师和技术员之间的共同协商)在这个石油联合体的成功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上,以小型市镇形式出现的城市化方便了所有人参与公共生活和某种形式的自我管理。
周恩来提出的“工农相结合、城乡结合、推动生产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原则在大庆得到了极好的表现、
大庆和大寨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生产活动上都有很大差别(大寨不到500人,而大庆超过50万人),但二者的精神却十分相似。它们都在各自的特定环境下给人指明了一条摆脱贫困和落后的途径。它们的巨大成就都是在60年代初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的,这更加意义重大。就规划问题而言,这些成就都发生在中国形成自己特殊发展模式的重要阶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未完待续)
本文摘编自《重建中国》第五章,编辑/宋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