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书写工具也会参与我们的思维过程,尼采的选择依照严格的技术数据。在去恩加丁和里维埃拉的途中,他首先决定买一款旅行用打字机,再者这也适合他现在的残疾。在那时,“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打字机,[在德国]根本没有销售代理,只能私下里订购机器” ,在个人身上展现出了工程知识。(结果导致美国打字机历史学家完全忽略了尼采和汉森。)
汉斯·拉斯马斯· 马灵· 汉森(1835-1890 )是一位牧师,哥本哈根皇家聋哑研究所所长,他通过观察发现,他的聋哑病人的手势语言比手写的速度快,从而研发了书写球。此机器“并没有考虑到用于商业生产” ,而只是为了弥补生理缺陷,并提高书写速度(这使北欧电报公司想到借用“大量的书写球来传送接收到的电报”)。用54根同轴的键杆(还没有手柄)将大写字母、数字和符号用彩色缎带印制到相对较小的固定成筒状的一页纸上。据博格哈根说,这种半球形的按键排列方式的好处是可以让“盲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学会在上面书写,这也是设计书写球的主要目的。在球面上的每一个位置都可以根据相对方位来确定......因此单单依靠触觉就可以确定方向,如果是平面的键盘可能就要困难得多”。如果让来自哥本哈根的教授们做出评价,他们肯定就会对一位半盲的前教授说出上面的话。
1865 年,马灵·汉森申请到了专利,1867 年他的打字机开始批量生产,1872 年德国人(包括尼采?)从《莱比锡画报》上了解到这个产品。最终,1882 年,C·菲尔斯路旗下的哥本哈根出版公司将打字球和女性结合起来———作为媒介来解决麻烦“他们的女性排版工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了手写文本的解码上,而不是真正的文字排版工作中” 。麦克卢汉的法则是,打字机“为书写和印刷带来了全新的态度”,因为它首次“将创作和出版融为一体” 。(如今,出版商收到的手写稿已经非常罕见,“整个印刷行业都通过莱诺铸排机与打字机紧密相连” 。)
在同一年,出于同样的原因,尼采决定购置一台打字机。他支付了375德国旧马克(不算运费),证明了即使是被出版商催稿的半盲作家也可以产出“优美标准的印刷体文稿” 。“经过一个星期的”书写练习,尼采写道,“已经不再需要眼睛来干活了” : 自动的笔迹从此诞生,这是流浪者影子的化身。1882 年,《柏林人日报》报道说:
著名的哲学家兼作家[原文如此]弗里德里希·尼采,三年前因严重视力下降而不得不放弃巴塞尔的教授职位,现在在日内瓦定居——尽管病情发展到几乎全盲的地步——心情却比往日要好得多。由于有了打字机的帮助,他重新开始了写作,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对照着他以前的作品,期待他的下一本著作。众所周知,他的新作会与他前期的重要著作大不相同。
确实如此:尼采对出版机械化的自豪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可与其相比,他的风格从长篇大论变成格言警句,从哲学思考变成一语双关,从善于辞令到电报式的短小精悍。这就是那句我们的书写工具参与思维过程的真正含义。马灵·汉森的书写球因操作上的不便,造就了尼采的简洁风格。“那位著名的哲学家兼作家” 牺牲他的第一属性,与第二属性融合在一起。如果学术和思考,尤其在接近19 世纪末期之时,只能来自大量的阅读的话,那么失明,也只有失明,才能把它们从“书本”中“传递”出来。”
尼采的这些好消息与所有早期型号的打字机有着共同之处。在1897 年安德伍德的伟大创新之前,所有型号的打字机都无法对输出内容进行即时的视觉操控。要想浏览打出的文本,必须掀起雷明顿型号的挡板,而对于马灵·汉森型号的打字机———先不说其他方面———就是半圆形的按键排列本身就挡住了纸张。但是即使是安德伍德的革新也未能改变打字可以也必须是一种无关视觉的活动。符登堡皇家速记员、第一位德意志帝国的打字机代理商安吉洛·贝尔伦用精确的工程术语说:“在用手书写时,眼睛必须时刻盯着一行行的字迹,也只能如此。它需要关注每一个符号的创作过程,必须度量、引导,简单来说,必须指引手的每一个动作。”以媒体技术为基础的打字机使传统的写作方式瞬间瓦解: “相反,当快速敲击按键之后,打字机就会在纸上的相应位置输出完整的字母,不仅仅不需要借助于作者之手,而且位置也与手工作的地方完全分离。”而且,使用安德伍德的型号,“下一个将要书写的符号所出现的地方”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在短短的一秒钟内,书写行为不再是以人为主体的阅读行为。有了这些盲打机器的帮助,不论失明与否,人类都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能力:自动化书写。
贝尔伦有句名言“对于写作而言,现在根本不需要视觉,一直如此”,这句话在一位美国的实验心理学家(1904 年他测量了“打字技能的获得过程”,让被测对象用打字机写日记)那里得到了基本的验证,他录下了这些类似于安德烈·布雷顿那样的纪实性语句:
第24 天。手和手指明显变得灵活而熟练。还在不断进步,除了灵活度增加之外,开始学会无需看键盘就能找到它们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位置定位。
第25 天。定位(肌体上的,等等)、字母和单词联想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第38 天。今天我发现很多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一些字母就已经在键盘上敲出来了。它们仿佛能够在意识水平之下进行自我更正。
《一则关于盲人的趣闻等》(贝尔伦的论文题目)同样也是机械化哲学家的故事。尼采购买打字机的理由可与其他几位同行,诸如马克·吐温、林道、阿密特、哈特、南森等完全不同,他们是为了娱乐目的而购置的。他们都希望借此提高速度和文本的批量输出;然而,对于一个半盲人来说,则从哲学走向文学,从回读变成单纯的、无需视觉参与的、无需过渡的书写行为。因此,马灵·汉森写出了一句所有现代高雅文学的至理名言:“最终,当我的双眼阻止我学习任何东西之时———我几乎已经到了那种地步!我依然能够进行创作。”
1889 年通常被认为是打字机文学的元年,这批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任何的研究基础,就在这一年柯南·道尔的《身份案》初次印刷。那时,夏洛克·福尔摩斯设法证明了他的论断,在伦敦的首批打字员中,有一位高度近视的打字员所收到的打印版情书实际上出自她的罪犯继父之手,他这是一种婚姻诈骗行为。机器所提供的这种匿名伎俩使福尔摩斯写下了名为《论打字机及其与犯罪的关系》的专著,这要比警界的专业书籍早上17 年。
如果不算上我们对道尔的这种热情,打字机文学带来的视觉和语言美感则始于1882 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首诗,诗歌的题目就是《打字机及其与写作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些机打出来的、带有文学创意或经过文学加工的诗行中,书写的三大要素重合在一起:设备、对象和操作员。然而,作者却没有出现,因为他处于诗行的边缘地带:作为明示读者,可以像尼采那样使“充分利用”这一切,使“微妙的”书写球发挥其模棱两可的作用。我们的书写工具不只是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它“本身就与我相似”。机械的、自动化的写作驳斥了传统写字笔的男性中心主义。哲学家借助于优美的手指所书写的命运不是作者身份,而是趋于女性化。因而与尼采同行列的还有操作雷明顿的年轻基督教女性,以及哥本哈根的马灵·汉森的排版女工。
但是这种幸福却短暂易逝。人类的书写球,这一新型的、容易出错的宝贝玩具,在冬季的日内瓦经历了两个月的测试和修理,作者用它进行了实际的创作。然后在春季到了里维埃拉之后,在连绵的阴雨中,幸福就此结束。“可恶的写作,”尼采写道,总是在自我指涉,“打字机从上一封贺卡之后就不再奏效;因为天气阴暗多云,也就是说,空气潮湿:这样每次书写带都是又湿又黏,搞得所有的按键都卡在一起,字迹根本无法辨认。想想那该有多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