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讲结尾,我只想说:在我举出的研究中,我并未谈及方法论。为什么?如果我们企图研究一种城市符号学,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正像对于任何语义学活动一样,将是发挥读者一侧的某种智慧。这将要求我们众人设法破译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如有必要,从一份个人报告开始。把各种读者类别的读解报告收集起来(因为我们有一批读者,包括定居居民和外来人士),我们将因此而发展对此城市语言的研究。这就是为何我会说,最重要的不是扩大对城市的研究或相关功能研究,而是扩大对城市的读解,对此,不免遭憾的是,迄今为止只有作家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
从这类读解出发,从一种城市语言或一种城市代码来进行这种都会重构时,我们可能会朝向一种更具科学性的方法论:即对单位、句法等等进行的研究,但永远要记住我们绝不要企图使所发现的单元之所指固定化或僵死化,因为历史上这些所指都是极其不精确的,具有挑战性的,或难以驾驭的。
每个城市都是按照海船Argo形象被我们建造、创造的,其中每一个都不再是原始的东西,但仍然是海船Argo,即一组现成可识认的、可识别的意指作用。在对城市的语义学研究中,我们应该设法理解记号的相互作用,理解任何城市都是一个结构,不过我们永远不应该企图、不应该希望将此结构填实。
因为城市是一首诗,正如人们常说的,并且正如雨果比其他人表达得更好的;但它不是一首古典诗歌,不是以一个主体为中心的诗歌。它是一首展现能指的诗歌,而且正是这种能指之展现,才是一门城市符号学应该设法最终加以把握和颂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