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瑾:穆欣是1952年(4月)从莫斯科中央城市设计院来到中国的,原来是受聘在中财委,1952年年底转调到建工部,担任顾问。我和贾震(原人事部办公厅主任,负责建工部城建局的筹建)是在1952年12月份前后到的建工部,正好苏联专家在讲。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苏联专家,就是穆欣。后来,刚过完春节,我们和穆欣一起出去,搞城市现状调查,到外地去转了一圈。穆欣在西安,指导大家做过一个规划方案。之后,在规划工作还没有做完的时候,就又回北京了。1953年巴拉金也来了。巴拉金是从列宁格勒城市设计院过来的。后来穆欣走了。穆欣是10月份回国的,巴拉金大概是五六月份来的。他们两个人好像有三四个月的交接时间。

靳君达:当时我们国家的苏联专家,真正搞八大重点专业的,既对口又能干的,也就是三位:穆欣、巴拉金和克拉夫秋克。穆欣那一段时期是启蒙,是奠基的奠基,他指明了方向。我是1953年6月10日到建工部报到,10月国庆节后到城建局工作,到局不久穆欣就回国了。我有这个印象,见过他,但没给他当过翻译。
而克拉夫秋克,不是建工部的专家,而是国家建委的专家。因为跟他有一起开会、座谈的接触,我有印象,他讲的往往不是具体规划的技术性,而是政策性、管理性较强的一些内容。从他的工作作风及说话的语气来看,是领导干部,不像巴拉金,张口闭口都是业务,是业务挂帅的,克拉夫秋克有点“官架子”。平常在国家建委,他也是帮助领导来搞规划设计的审批工作的。真正指导怎么做规划的,也就是穆欣和巴拉金。
巴拉金是“顾问”级专家,是城市建设部(早期为建工部和国家城建总局)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在几个苏联专家中,巴拉金介绍规划工作的做法是最多的,巴拉金要多于穆欣。巴拉金对规划工作的指导,不光是总图,连第一期详细规划等等都有,像兰州、洛阳的一期设计,他都管了,他的指导是最全的。
巴拉金走了之后,是萨里舍夫,他在华工作的这段时间,遇上“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左”的思想盛行,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工作陷于停滞。与巴拉金相比,萨里舍夫的工作很少。我虽然是他的专职翻译,但留下的印象都不太深。
▲ 图1 苏联专家巴拉金(1955年前后,照片局部,张友良提供)
万列风:学习苏联经验,首先是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在苏联的工作中,非常强调“对人的关怀”的设计思想,这类似于我们国家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苏联专家穆欣最擅长讲这方面的内容。在城院(城市设计院),穆欣经常拿北京市的规划举例,讲解的设计思想问题。
穆欣讲,北京市历史上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永定门、前门到天安门,这个中轴线,故宫等一些宫殿的规划设计,体现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观念。穆欣拿北京市的这些情况,来讲述在封建社会的时候,的思想性很强。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运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进行北京市的规划,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创造美好的条件。
他提到天津市的规划,就是要彻底批判帝国主义的租界格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建造新天津。还有长春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搞的伪满洲国规划,体现了日本规划工作的一些指导思想,城市总体规划里面有规划的城市用地分区,其中还有妓女院区,反映了工作中的这些指导思想。长春市的规划,要彻底抛弃日本帝国主义搞的伪满洲国规划方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春。
▲ 图2 苏联专家穆欣与中国同志合影(引自陶宗震的博客)
左起:梁思成、汪季琦、穆欣(苏联专家)、王文克。
赵瑾:在当年刚开始做规划的时候,我觉得苏联专家穆欣就起到了相当关键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让大家提高对规划工作的认识。当时的首要工作,是工业项目的选厂,我们和穆欣一起出去,到外地去转了一圈。在每个城市,穆欣都发表了的演讲。穆欣专家讲的一些内容,也就是为什么要搞,有什么作用,等等。另外,穆欣特别强调,中国的是非常精彩的,他到处讲的就是北京的规划。
记得当时穆欣讲过一个情况,让我对工作动心了。穆欣讲,北京城的规划是世界一流的,特别是故宫的这条中轴线。他说建筑艺术和城市布局是相当有作用的,甚至能够打通人的思想。穆欣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中国人见了皇帝都是要下跪的,可是外国人却不愿意。有个外国使者来朝贡,本来也不愿意下跪,他说我就是不下跪。有人给皇帝报告后,皇帝也同意了,说可以不跪。结果怎样呢?这个外国使节从永定门进来,过了前门以后是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是红墙,两边排满了御林军,然后过金水桥、天安门、端门、午门,最后过太和门,到了太和殿。在这样一种建筑艺术的环境下,这条中轴线的建筑群让他感到震撼,外国使臣到了皇帝面前,自然而然地就跪下了,噗通就跪下了。
穆欣讲的建筑艺术,整个城市的布局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专家讲得很有道理,非常深刻,这条中轴线反映了皇帝的至高无上,让外国人都感到非跪不可了,这正是建筑艺术的反映。穆欣讲的这个情况深深打动了我,我没想到,还有那么大的作用,过去根本不懂。
总之,刚参加工作时,听了苏联专家穆欣的一些讲课后,我对工作好像有一点印象了。后来,建工部就要组成一个小组,试点搞一个规划,搞西安的规划,我就跟着去参加西安的规划了。那时候,我有具体任务了,就进入了这个行当,慢慢地也就开始有兴趣了。
▲ 图3 在兰州皋兰山顶的留影(1953年,任致远提供)
左起:穆欣(左1,苏联专家)、周干峙(左2)、任震英(右1)。
万列风:我陪穆欣专家参加了包头市的厂址选择和,还有西安市的和厂址选择。穆欣对包头市规划工作的指导,是带着我们工作组到现场,进行现场踏勘,现场讲解如何选择厂址,如何搞。“带你们来这儿干什么的呢?”也就是踏勘现状,选择厂址,怎么样选厂,选厂的一些条件,他就在现场讲一些道理,他注意培养干部。现场踏勘工作的地方从包头一直到安北、乌梁素海这一带,在这些地方进行厂址选择。踏勘完了以后,向包头市委作汇报,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汇报,重点是对包头市厂址选择、的一些建议。
在西安的规划工作中,穆欣指导我们对西安市的现状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帮助西安市规划小组,就西安市的厂址选择和发表意见。
穆欣对中国的建筑特别感兴趣。穆欣很重视中国的情况,也很重视建筑艺术,对中国的民间建筑、古建筑都很感兴趣。他去了大同以后,挨门挨户地调查民间建筑。在包头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找民族建筑形式的资料。到西安的时候,他爬大雁塔,爬过好几次。他对北京的城墙等,也都很有兴趣。

▲ 图4 国家建委领导、各局局长与苏联专家合影(1955年,引自杨永生口述《缅述》)
第1排左起:曹言行、李斌、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孔祥祯(国家建委副主任)、克里沃诺索夫(国家建委苏联专家组组长)、薄一波(国家建委主任)、克拉夫秋克(苏联专家)、安志文、苏联专家、梁膺庸。
第2排:薛宝鼎(左1)、金熙英(左2)、孙立余(左3)、康宁(左4)、隋云生(左5)、蓝田(右3)、杨振家(右1)。第3排:杨永生(左1)、田大聪(左3)、王大钧(左5)、罗维(右5)、智德鑫(右1)。
靳君达:在几个苏联专家中,巴拉金介绍规划工作的做法是最多的。巴拉金对规划工作的指导,结合着老城市的改建,同时也落实“156项”,除了八大城市之外,还有其他十几个城市,他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在这些城市中,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这是第一类。这些城市是他花精力很多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比八大城市花的精力还要多。其中北京和上海是巴拉金花力量最大的两个城市。第二类是广州、苏州、无锡、天津,这几个城市巴拉金也花了很大力气。他在苏州和无锡,对中国的园林艺术很是赞叹。第三类就是沈阳、长春、抚顺、茂名、南宁、桂林、郑州、福州、厦门、鞍山。这一类城市,有的巴拉金审过图,有的巴拉金去过一两次。
再者,由于其出身建筑专业,在搞规划的时候,他对建筑艺术非常强调。他喜爱中国的古建筑和园林建筑,到这些地方,拍起照来没完没了。巴拉金喜爱建筑艺术,但是也有克制,会跟大家一起商量,尽量做到我们经济条件允许的程度。因为他说过,如果你们现在都是在那儿“排砖头”的话,将来你们会骂我的。巴拉金说,这样的规划谁都会做,一摞一摞地摆砖头谁不会呢!咱们那时候的房子,都是像火柴盒或砖块那样。这里说的好似笑话,但充分说明他的态度是很好的。特别是在处理比如中轴线、广场、剧场、博物馆这些内容时,他是很务实的,遇到问题他总能跟大伙儿商量。
总之,苏联专家们向我们传授苏联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法规、标准等,是真诚而无私的。

▲ 图5 城市设计院欢送苏联专家米·沙·马霍夫回国留影(1957年6月,高殿珠提供)
前排左起:安永瑜、李蕴华(城市设计院副院长)、玛娜霍娃、扎巴罗夫斯基(苏联电力专家)、王天任、什基别里曼(苏联经济专家,城市设计院苏联专家组组长)、鹿渠清(城市设计院院长)、马霍夫(苏联工程专家)、史克宁(城市设计院副院长)、库维尔金(苏联建筑专家)、程世抚、谭璟、姚鸿达、归善继。
后排:赵允若(左1)、王慧贞(左3)、夏素英(左4)、杜松鹤(左5)、高殿珠(左6)、王进益(左7)、刘达容(左8)、陶振铭(左9)、王乃璋(左10)、凌振家(右5)、黄树(右4)、徐道根(右3)、陈卓铨(右2)、冯友棣(右1)。
(本文由专栏主持人访问并整理自万列风先生2014年9月18日谈话、赵瑾先生2014年8月21日和9月18日谈话、靳君达先生2015年10月12日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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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起步-新中国事业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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