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城乡规划的空间供给模式应从建设开发转向“五量控制”,即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与提高质量。在结构质量上,城乡规划应从服务于物质建设转向服务于人民生活,强调以“宜居品质、各具特色、富有活力、优化服务与差异应对”作为规划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
(1) 关注宜居品质:从效率导向的“生产+”转向宜居导向的“生活+”。
在促进城市紧凑布局、优化城市形态的基础上,引导存量空间的生活化与精细化营造,推动传统效率导向的消极空间 ( 如高速路、高架桥等 ) 向宜居导向的生活空间 ( 如公园、慢行空间等 )转变,以提升城市的宜居性。西方国家在后工业化历程中进行了大量宜居导向的城市更新实践,如波士顿自 20 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BIG DIG”计划,将割裂城市中心与滨水区的高速公路予以拆除并引入地下,从而缝合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又如 2015 年启动的纽约皇后大道改造,在原本速度导向的道路上设立独立路权的自行车道,并基于慢行交通需求改进交通设施体系,从而保障面向生活的非机动交通的舒适性、安全性与连续性。
(2) 强调特色供给:关注基于地域特色的“生态+”与“文化+”。
充分保护与利用城市山水环境和文化特色,促进特色空间供给,形成“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空间,延续传统城市山水格局和特色景观风貌,复兴城市传统文化。在空间建设中更加关注历史文化空间的传承与营造,扩大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如建市仅30年的深圳,逐步将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建筑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是对其城市特色的回应,更是对居民文化归属的回应。同时,城市发展应强调富有现代化精神的文化空间供给,从社区文化空间供给与社会组织机制等多方面强化社会建设的可持续性,提高城市居民的归属感。
(3) 提升创新活力:面向创新发展的低成本、新经济空间供给。
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创新发展成为新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城市空间供给的重要关注对象。创新空间的供给,重点在于建立创新空间体系,关注对特定人群的吸引、要素的充分交流互动及适度低成本的空间环境。
以《广州新黄埔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5—2030)》为例,黄埔区在产业创新方面有非常好的基础优势,但其创新要素之间缺乏系统整合,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借原黄埔区及萝岗区的行政区划合并之机,针对不同的创新主体,充分挖掘新黄埔现有存量空间,适度控制空间成本,以创新园区和创新社区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创新空间体系(图3)。

一方面,基于存量空间的更新改造,在现有城市功能区中植入创新社区,强化生活服务与创新服务配套,促进产城融合与创新发展。创新社区包括城中村的整治、已建住区的整合提升及SOHO、LOFT等多种居住空间形态,在社区中心提供相关的创新创业服务,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基于现有产业功能区,对其进行创新导向的单元式更新,植入创新与综合服务,推动产业转型与创新能力提升。空间布局采取小尺度方格网形式,公共服务设施以点式布局为主,以创新服务设施 ( 孵化器、加速器和研试园等 ) 集聚形成创新服务中心。在空间建设方式上,一方面对现有产业进行识别与分析,对于产业类型低端、产值效益低下或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集聚地区,规划划定为创新园区,以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植入发展;另一方面对已有规划的园区进行整合提升,通过嵌入或置换创新平台的方式强化其创新服务设施建设。
(4) 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提升品质型服务。
基于城镇化趋势与需求分析,公共服务的供给应强调基础型服务设施的均等化及品质型服务设施的多元化。基础型服务设施包括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卫生服务和基础综合文化体育服务等设施,应按照均等普惠、保障底线的思维,统一配置标准,缩小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品质型服务设施包括职业与高等教育服务、高端医疗卫生服务、特色休闲文化服务和拓展型福利服务等设施,应按照品质统筹思维,通过特色化的公共服务空间,满足中等收入人群的休闲、消费与体验需求。
(5) 强调差异应对:基于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特征的空间供给。
不同规模层级的城市存在特征性的问题,需要差异化的规划应对与空间供给。超大城市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大城市病”,其规划空间供给应将视野从行政辖区拓展至区域,从更大尺度上统筹优化空间要素供给结构;大中城市则普遍存在城市发展品质不高的问题,其空间供给更应关注基于地域特色的城市修补;村镇地区则存在乡土特色风貌消失、发展动力不足等难题,更需要关注其“小而美”的特色空间供给和村镇建设管理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