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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看到不断开设的空中直航线路、不断新增的中欧班列,以及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量投资、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时,是否想过,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如此多国家的支持?为什么5月中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能吸引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的建设究竟能为国家带来什么?又能为沿线国家带来什么?
这是一个关乎全球版图重构的话题。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这本书中(图1),以他20多年对100多个国家的观察实践为积累,告诉你答案——全球化在持续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版图正在形成,抢占供应链、提升连接度已成为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
图1 帕拉格·康纳和《超级版图》中文版
一、国境线重要还是连接线重要?
“从德黑兰出发可沿着由中国修建的横穿中亚腹地的铁路线,经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来到哈萨克斯坦的商业之都阿拉木图。那里每周有几班火车通往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出发则可很方便地经由西安抵达北京。”作者开篇的环球之旅,生动地将一个由公路、铁路、大桥等基础设施紧密相连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基础设施就像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神经系统,其所代表的连接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地图上的国界线。好比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通过厄勒海峡大桥紧密联系在一起,哥本哈根机场离马尔默市区更近,而马尔默的出租车在哥本哈根机场设立接客站(图2),可以说,国境线已经被打破!
图2 通过厄勒海峡大桥紧密相连的“哥马单一城”
在作者眼中,地图更多的是一幅架满高速公路、铁路线、油气管道、通信光缆等基础设施的功能性地图(图3),传统的自然地理地图以及政治地缘地图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功能性基础设施主导了世界的运转,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在全球范围的流动都将流向能够最有效地连接供给和需求的地方。而城镇化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不管是资本还是人口,均朝着供应链较为发达的城市而去。可以认为,基础设施的连接程度与人口结构、资本市场、劳动效率和技术水平一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源泉。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提出了衡量国家实力的新标准——互联互通程度,他认为,国家实力的标准已经从传统的领土面积、军事实力转向国家在地理、经济以及数字等方面的互联程度。
图3 表达基础设施分布的功能性地图
图片来源:http://atlas.developmentseed.org/
二、互联互通之争
基于以上观点,当前国家、地区、城市间的竞争自然也由传统的对领土和资源的争夺转向对供应链的争夺,展现出一场盛大的对资金流、资源流、技术流、知识流和人才流的拔河博弈。在这场供应链的争夺上,可以从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去看待,即“水平+垂直=上行线”。一种争夺是提升生产和分销能力,成为供应链上的水平节点。以新加坡为例,一个领土面积小、没有原材料的岛国,却依托其优良的地理区位,成为重要的中转港口、成品油出口国以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新加坡虽然不是供应链的落点,但通过替其他国家疏通供应链,成了水平供应链上的关键选手。另一种争夺便是提升附加值,成为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垂直节点。就拿瑞士手表与中国手表对比,虽然后者的全球出口量是前者的20倍,但其价格仅是前者的1/300!毋庸置疑,瑞士仍牢牢占据着手表供应链的顶端位置。由此观之,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其实是提升自己在供应链中的垂直地位的重要战略。
这时候,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就更为清晰了。对于基础设施的掌控是供应链争夺中的重要环节。就如作者所说,谁拥有领土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是谁在使用!“一带一路”推动我国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已经与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开设中欧班列51条、修建亚吉铁路拉近非洲腹地与世界距离等,我国俨然已成为欧亚大陆基础设施供应的超强国。同时,非洲的“南北经济发展走廊计划”,土耳其正在修建的世界第一条跨越欧亚大陆的海底铁路隧道,俄罗斯修建的连接亚欧美的洲际公路,我国与巴西、秘鲁联合修建的横跨南美洲、连接太平洋岸和大西洋岸的两洋铁路,均反映出当前各国纷纷开展互联互通的重要战略,试图依托供应链打造本国或地区的中心地位,或依托供应链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
三、国家权力的下放与超级城市的崛起
在这场供应链的争夺战中,国家作为大实体难以掌控全局,而城市与世界直接联系逐步加强,这双向推进了国家权力的下放,赋予城市威权以及自由追求利益的权利,成为当前推动超主权全球化的重要政治力量,而城市和企业则成为争夺供应链的主角。事实证明,成功抢占供应链的城市能够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城市。如位于东西方和南北方交会处的迪拜,从珍珠捕捞到石油生产再到转口贸易,直至如今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旅游以及服务业,从原材料的供应到提供实体连接服务,成功实现了城市转型,成为与纽约、伦敦齐名的世界之都,是唯一可直飞全球每座主要城市的地方(图4)。而迪拜的总体规划更是一场吸引各类供应链及卓越中心的战略演练,任何一种全球流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实体自由贸易区,如媒体城、互联网城、医疗城、汽配城、地毯自由区等等。
图4 迪拜国际机场
除了个别的超级城市,城市群凭借其基础设施的便利以及供应链的发达,也成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的主要力量。如美国正在兴起的东海岸城市带、旧金山到圣何塞的硅谷地区以及达拉斯-沃斯堡大都会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日益紧密的巴西大圣保罗区、印度的孟买-浦那地区等。可见在互联互通日益重要的今天,超级城市和城市群的出现与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性。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19个城市群(图5),作为本地发展之锚和融入全球体系的节点。同时帕拉格·康纳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出现50个超级城市群(相对于城市群而言,指比一般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力更强的城市群,大致相当于“大都会区”或“大都市圈”,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日本的东京圈,美国东北岸波士华城市群,英国伦敦圈等)。
图5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四、流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观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城市规划编制也提出了大量的要求。一方面是对规划编制中的国际化视野分析的要求,不仅是针对大中城市,小城市也必须考虑如何融入所在城市群,在其中承担怎样的功能角色,并进一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另一方面,对城市的传统分析方法也亟待变革。除了经济、人口等过去分析的点状数据,更应该从流空间的视角进一步解读城市的连通性。城市的企业流、交通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口流等均成为解读城市的重要技术方法。以昆明为例,虽然其在经济产业上的实力远不如周边的中心城市如成都和重庆,但其航空枢纽职能和贸易职能却非常突出(图6),对省内以及东南亚的交通集散功能很强,因此昆明可作为区域重要节点。
图6 昆明、重庆和成都的国际航班信息
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提升供应链中的位序,提高连接能力已经成为发展的重要战略,也应该作为规划编制中应重点考量的内容。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 陈芳芳 供稿
作者:陈芳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5114216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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