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权威媒体新华社播报的一则新闻当中,有人说中国已跨越刘易斯拐点。确实,不少人认为,持续出现民工荒难道不能说明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了吗?(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廉价劳动力由过剩转向不足,这种转折的发生对城乡规划工作的影响显而易见)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出现民工荒的地方,其实主要是我国的沿海发达地区,而非全国各地。在除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外的地区,是否已经出现劳动力不足了呢?很遗憾,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可能习惯性套用西方国家“成熟”的理论公式,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往往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仅从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来判断,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进一步,会根据上述结论制定相应政策,如全国范围内的国家机器人产业政策等等。
是否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在我国整体出现了呢?恐怕需要具体考察中国的国情,才能较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直观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尚存在为数不少的农业转移人口。看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到底是富余还是不足,并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可能需要分地区来分别看待。《》2017第6期刊登同济大学游猎等撰写的文章“跨越我国城乡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机器换人’现象引发的理论研究及政策思考”,该文正是对于上述我国农村劳动力问题进行的学术研究。文章运用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工具——产业结构偏离度,来分析我国分省的产业吸纳就业潜力问题,其中,产业结构偏离度指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差值。通过计量分析,文章指出,全国而言农业仍然具有较高的劳动力流出势能,这就回应了上面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在我国整体出现的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指出我国存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区域差异问题,文章发现,在工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强弱上,全国分成了五类区域,每类地区的情况并不相同,甚至有的地区之间情况恰恰相反,例如以浙江、上海为代表的吸纳劳动力快速放缓地区,与以内蒙、江西和湖南为代表的吸收工业劳动力的缺口加大的地区,情况就几近相反。文章还对典型的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了案例比较分析,对浙江和四川两省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最后,文章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宏观发展政策,以及东部发达省份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产业政策给出若干建议,这对于区域空间政策的研判、分析和制定有着前瞻性的重要意义。
上述论文实事求是地对我国产业吸纳劳动力潜力进行了量化分析,结论有别于一般的简单判断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认识,对中国这个大国的产业吸纳劳动力情况和趋势的深入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感兴趣的同行可以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希望从事规划编制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同行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得到一定启发,面对中国问题展开更加实事求是的调查分析。
▲ 图1 刘易斯拐点示意
Fig.1 The first and second Lewis turning points
▲ 图2 我国历年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Fig.2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iation degree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f China since 1978
▲ 图3 分行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
Fig.3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iation degree by subdivision of industries
▲ 图4 四个年份的分省工业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段设色地图)
Fig.4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iation degree of province-based industry in four years (segmented color map)
▲ 图5 四个年份的分省工业产业结构偏离度(柱状图)
Fig.5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iation degree of province-based industry in four years (bar chart)
▲ 表1 工业吸纳劳动力差异的区域划分
Tab.1 Regional difference on labor force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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