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赵忞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新型城镇化”,从“一村一品”到“特色小镇”,农村和农业貌似与城市问题相去甚远,也并非一本关于城市社会文化的杂志“需要”关注的范畴。然而农村是一面照向城市的镜子,可能展现的是城市的前身,可能展现的是城市的危机。
对于中国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前身”是令人恐惧的,否则不会有“逃离北上广”之后的“逃回北上广”;而城市的危机,则是他们从未看到过或选择性无视的,基层政府、社会、文化的各种萎缩。它们反馈回城市,则是各种道貌岸然的“区隔(Segregation)”,以及区隔可能带来的种种危机——抗争性政治、群体性霸凌、进而与临为壑,所谓的“城市让人原子化”、“陌生人社会”。
人们不满于城市,而将乡村视为抵抗城市所代表的市场化的堡垒,视乡村的熟人社会、自给自足式农业经济为对现代城市运行逻辑的革命性的存在。然而一边是“严格限制大城市人口数量”、“清退低端产业/人口”,一边是“乡愁经济”、“乡村综合体”、“田园综合体”。为了越来越稀缺的项目,城市规划越来越像城市中产阶级的背书。
不过即使城市规划者无法避免自己的城市中等收入背景所带来的桎梏,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背景出发,而反思国家性的城乡关系和经济地理变化,以乡村为鉴,回答一个貌似“如果希望城市变好,我们需要怎样的‘他者’”,实则是“我们应当如何在乡村展开‘城市的自救’”的话题。
市场和经济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变成人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甚至是住在性的东西。伴随着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理时间与空间被压缩。原本相对独立又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发生转变。
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地理学者认为,在全球的尺度上,支配性的组织空间将是自由流动的,而传统的本地空间组织将屈从于这一支配性的流动力量,形成全球网络中失落或接轨的一环,进而決定其发展机会。这也是前一轮“乡建”参与者无时无刻“举着大旗反大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了城市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外溢中的重要原因。
然而“对市场的思考,恐怕终究还要回到人是什么,人要的是什么,人和人为什么不同这些基本问题。尽管不完美,但人类恐怕终究还是需要某种画地为牢,身份、价值和利益冲突都首先在小的地域和族群单位之内得到解决,市场创新动力的保持也首先以小地域范围内的小社会的健康和谐为前提。”——援引多伦多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助教授张军(@UT军张)的长微博“天下大同与划地为牢”。本地市场和社会的建设,是本期课题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在这两部分理论正处于博弈状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期杂志的内容组织也与城市中国的传统略有不同,甚至有些“精分”,不同的撰稿人之间也或许会呈现对峙的观点。在主文之后,首先展现的是三位70后80后的从业者,从传统建筑和规划所不熟悉的角度,对自己实践的项目中出现的现象的思考。一位借助人类学的手段,详细观察了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农这一群体,得出的观点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位拥有经济学的背景,管中窥豹地揭示了以市场分配为准则的经济学界对规划界的质疑,也展现了规划与资本主义运转逻辑中的冲突;在前者“发现了村里的能人”、后者“能人都被大城市吸干”的时候,有一位人文地理背景的研究员却选择“自己成为能人”,将自己的村庄与县城、与自己所工作的区域超级城市联系在了一起。
不同的经济地理环境成为了他们的实践差异化的重要原因,从现象开始,之后则是“为什么”、“怎么办”的部分。我们所谓的现象,真的不是出于城市的壁垒?我们的理想和研究,真的不是“肉食者”的自说自话?在业内讨论“时空修复”火热的时候,为什么从1982年起即研究乡村的李京生教授会持保留意见,而李昌平院长则抱有乐观的态度?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他们的“美丽乡村”是如何与经济政策捆绑,将过去注重物质建设的农村政策向着生产型三产推动?而在农业部、住建部、环境部、国土资源部等各部委展开错综复杂的资金投入中,位于基层的规划者要如何帮助村长理顺一张关于可用资金的大表,帮他们做好长、中、短期的建设流程,确保资金使用到位?既然求变的村民才是规划主体,为什么“城里人”还要探讨乡村遗产的保留和改造?有了人类学的背景,再当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景观”的时候,我们多了哪些不一样的视角?
人文学科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可能随着一些新理论的诞生,另一个专业的基石开始松动。自己的专业被别的专业轻易证伪,就像现在摇摇欲坠的网络媒体的口碑,本来就是应用科学的城市规划专业若不及时更新理论库,也将面临着成为“民科”的命运。
在去年“跳到自然看城市(075期《国家公园》)”之后,《城市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城市的“对面”,希望为城市规划专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展现建筑师、规划师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地理等学科的互动和观点碰撞,寻找传统规划工作之外的乐趣和激情。
文/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赵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