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讨论时,人们通常将国家和市场视为对立面,这种观点有着充分的根据。实际上,尤其是在民主时代,市场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遵循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市场行为的基础是分配不均的产权,国家行为的基础是平等的国家公民权。它们的运行方式也不同:市场需要交换,国家需要在争议中谋求一致、少数服从多数。在市场行为中,金钱是最重要的手段;在国家行为中,权力是最重要的手段。市场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不过,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实现个人利益也能间接地惠及大众。跟市场行为相反,政治活动的目标是让大众获得幸福,但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经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之后,实现大众福祉的政治目标才得到了确立和认可。十八世纪以来,尊重自由的宪法秩序赋予了市场和国家行为有限的独立性。宪法秩序使得政治权力的运用与法治和民主基础结合,而不是跟经济资源结合。宪法秩序也将产权和由此派生出的权利确立为基本权利,这样一来,不论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如何变化,政治—国家力量都难以干预产权。在立宪国家,政治权力和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资源界限分明:这是分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保障自由。
某些政治格局总会使(更强大的)国家和(更强大的)市场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冷战时期,由国家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围绕着“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和经济私有化争论不休。
尽管如此,单纯地将市场和国家视为对立面仍是错误的。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前提都是要明确地区分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但是纵观历史,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又总是以各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高级金融业和统治者有着共生关系;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的建立和市场的形成关系密切;十九、二十世纪,为了维护雇佣劳动者的福利,国家干预市场;近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人们希望国家进行更多干预。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政策有力地影响了东亚“四小龙”地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些国家的国家机构的半独裁权力也发挥了类似作用。
在西方世界,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十九、二十世纪经历了三个长度不等的阶段,我们现在似乎刚刚踏上第四个阶段。亚当·斯密抨击近代早期市场和国家的密切关联。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大西洋沿岸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争取自由的革命和改革,这宣告了一个市场和国家关系相对疏远的时代的来临。直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都很少以制定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方式干预市场,国家支持市场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动力运行,也让自己受市场支配。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国家称为软弱的“守夜人国家”,实际上,一些当时正在形成或者大力发展的民族国家正是在那数十年中积累了进行内外建设的力量。国家对经济及社会福利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绝大多数政府都不会将扩建基础设施和兴办教育的任务交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当时,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竞争无序,工人组织也不多见;相应地,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政府实施的是带有经济自由化特征的淡化干预政策。尽管第一批《工厂法》诞生了(英国,1833年),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却维持在最低水平,自由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认为个人自由有益于大众。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趋势出现了变化。这既是大众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做出的回应,也表达了大众对逐渐升温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兴起的态度,同时,它还跟当时方兴未艾的经理人资本主义中的集中化、联合化、高度组织化倾向有关。经理人资本主义有力地补充着传统的所有者资本主义。以下现象体现了国家机构再度大幅插手经济和社会事务: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进行更多干预(如国有化),国民经济中国家的份额增大了,国家在推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与经济间接相关的措施(关税政策、经济援助、出于经济目的而建立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重要的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福利国家出现了。与此同时,组织越来越严密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群体通过它们的联合会和代表机构影响着政治。在这数十年里,市场与国家的依存关系变得越发紧密,它遵循“组织”原则。这种依存关系取代了前一个阶段带有经济自由化特征的相对疏远关系。人们提出了“组织化资本主义”“合作式资本主义”或“受控的资本主义”等说法,早在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它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了。

19世纪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化工厂(书中彩页图)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帝国主义的崛起带来了重重矛盾,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重大影响。在新的帝国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上的扩张愿望紧密交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所有参战国的资本主义都迅速具备了与市场经济无关的高度组织化形式,但是在部分国家,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再次拉大了这一时代跟经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时代的距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各国更愿意对经济和政策进行干预。在实行独裁统治的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政府的干预方式是不民主的;而美国的“新政”则带有民主—福利国家的特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新政”为美国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时经济的强制性措施已经被取消,保护主义的壁垒也在逐渐瓦解,但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又正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峰:建设福利国家,促进劳动立法,利益组织和国家展开合作,凯恩斯主义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增强了,国有化行业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数量十分可观,各国开始围绕全球事务展开初步合作。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被称为“混合的资本主义”秩序,即“混合经济”——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许多西方人也误认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就要来临。但是另一批观察者的看法更贴近事实。他们觉得这个时代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将它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合作式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冷战赋予了这场争论额外的动力。来自共产主义的挑战使人们再次对资本主义的改革能力产生了兴趣。

为复兴而歌的罗斯福,1933年漫画(书中152页插图)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泼克》杂志中的讽刺漫画“我们工业的保卫者”(书中彩页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詹姆斯·富尔彻)时代来临了。通过推行崇尚市场自我调控能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刻意放松国家管制、推动私有化,削减部分社会福利措施,“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扭转了此前数十年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倾向。优势从有组织的工人一方转移到了资本一方。局势转变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它的两大问题——大规模失业和货币贬值(“滞胀”)深刻暴露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工资和劳动成本较高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承受了巨大压力。此外,只有社会具备了相当大的凝聚力,前一个时期的合作式资本主义才能正常运行,但这种凝聚力在许多国家,例如英国,变得越来越淡薄。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英国和美国最先出现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变化。时代精神也与过去不同,人们不再把协调和统一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是崇尚个性化、多样化和自主性。迅速崛起的消费资本主义顺应了这一潮流。人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证明了市场力量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资本主义失去了来自外部竞争者的挑战,而正是由于这种挑战的存在,冷战时期的部分资方代表和许多政客才会愿意更多地考虑工人的要求,建设一种更重视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以免引发更为激烈的社会变革。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国家的力量受到了遏制,事实恰恰相反。欧洲大陆和东亚地区的一些政府对于是否要沿用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举棋不定,另一些政府则根本不予考虑。举例而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德国只削减了极少的社会福利措施,政府经常许诺的“转折”根本没有发生。在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人们始终反对资本主义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变化,国民经济中的国家份额很大。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金融经济领域,放松管制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这也是卓有成效的经济金融化的结果。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否终结了“复兴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带来第四个阶段。这场危机深刻地动摇了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理由是,政府对金融业放松管制显然是2008年金融经济崩溃的一项重要原因。这场危机始于英美等国,这些国家在市场力量强大的金融资本主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表亲自否定和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市场具有自治和自我调控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机构急不可耐地呼吁国家进行调控,申请巨额的救助资金,使自己免于破产。而政府——考虑到这些机构“太重要以致不能倒闭”——也同意了它们的要求。这使国家赤字大幅增长。于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危机就演变成了国家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在欧洲等地可能引发的后果仍不可预见。自此,新自由主义编织的市场具有自愈能力的神话不攻自破。
金融危机的后果仍不明朗。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要对金融业重新实施管制的倾向。然而相关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妨碍了部分解决方案。现实十分复杂。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政府都缺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但是,如果要限制早已实现了全球协作的金融资本主义,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就必不可少。
在比较当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区分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的时候,人们通常以市场和国家的不同关系作为主要依据。在不同国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差异很大。限于篇幅,本书仅以个别例子进行说明。
在二十世纪,美国也发展出了具备有力国家干预措施的合作式资本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国家通过调控保障竞争(禁止卡特尔、反托拉斯政策),私有经济和国家共同经营军工综合产业,国家降低大众消费借贷的难度等等。但是,美国政府较少制定社会福利政策,较少干预企业内部事务。瑞典的情况与之相反,它将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有效的民主、国家调控下的阶级合作、集体主义—倡导团结的价值观和大量的社会福利措施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也使瑞典失去了一部分福利国家的特征,但是瑞典并没有像同期的英国那样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措施。德国可以被视为十九世纪晚期及二十世纪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德国建立了“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国家大力支持社会合作、强调社会福利(“社会市场经济”),但德国很少像当时的瑞典和法国一样直接通过经济政策干预市场;德国也比日本等国更尊重公民社会的自我调控能力。在日本,十九世纪晚期才起步的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深受政府的影响,国家的计划和控制机关与日本特有的私有经济大型企业财阀密切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技术、工业和出口业务的发展,但这也导致了日本工会力量较弱,企业负担沉重,无法继续建设一个措施完备的福利国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和韩国都通过大力促进出口、坚定扶植职业培训和保持整体经济中较高的储蓄率等措施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明确地选择了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政府的扶持和控制力度都很大。新加坡和韩国(早期)的独裁政府结构非但没有造成阻碍,还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来自不再受到拘束的各阶层民众。中国的现代化又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了给企业活动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间,中国主动限制一部分国家权力,党政官员刺激和引导着资本主义迅速增长的活力。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对部分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终结了毛泽东在任期间的社会福利国家状态及其维持的稳定、放松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管制——随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范围的剥削和私有化出现了,这让人联想起欧洲工业化初期的状况。当工人抗议下岗、剥削和社会动荡等问题时,政府正在向北美地区的金融资本主义大亨取经,海外华侨则带着他们的资源、人脉和爱国主义精神回到了大陆。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建立在低工资、残酷压榨工人和大规模出口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使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少数人手里,也使许多人不满。国家对工业化的影响一直很大,但目前略有减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中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2005年以来才有所提高。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三十年前。政治体制虽严格控制,但也会网开一面;假如对方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就可能放松管制。总之,中国正在进行的试验再次说明,资本主义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能蓬勃发展——至少是暂时地。然而,我们只有通过长期观察才能确知市场和国家能否在集权环境下长期兼容。在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转型不仅使国家主动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也带来了经济滑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2003年前后以来,俄罗斯显然致力于重新加强国家的影响。跟俄罗斯不同,印度二十多年来都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路线。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存续是绝对必要的。在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里,国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干预可能还会变得更加重要。总结起来说,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们需要国家干预:
第一,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而市场需要的外部条件只能由政治手段创造。市场本身无法消灭那些破坏或者限制它发展的障碍(如封建主义障碍);无法保证最基本的和平稳定;无法制定法规,规范签订和履行合同或类似于合同的协议等行为。这一切都仰赖着政治力量的介入。建立跨地域的市场通常离不开暴力,例如发动战争或建立殖民地。
第二,资本主义进程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脱离了数十年来既限制它的发展、也赋予它稳定性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内部分化。所有者资本主义向经理人资本主义、再向金融化阶段过渡的时候,这一点已有体现。在金融化阶段,投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脱离了其他功能(例如企业管理或制定人事政策);假如不被纳入新的环境,它就会自我毁灭。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国家的规定和监控并不是唯一的外部环境因素,却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许多国家,情况截然不同。在那里,随处可见的庇护、赞助和腐败现象——特殊形式的“环境”——构成了特有的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世袭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遭到批评。)
第三,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开始干扰甚至破坏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令大众产生疑虑。以必然反复发生的严重危机为例,它们起初表现为1873年、1929至1930年和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终却可能严重损害“实体经济”,降低诸多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我们还要指出,成功的资本主义恰恰会长期导致两极分化。众所周知,工业化、雇佣劳动和工人抗议之间存在关联,假如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措施,这些矛盾将酿成社会对立。通过研究近代早期的荷兰、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和最近数十年的状况,学者指出,假如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措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贫困(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却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增长。经理人收入极高,在过去数十年里与社会平均收入差距惊人,这个例子虽然很小,却非常直观且令人不安,足以反映贫富差距扩大的复杂现象。在民主的政治文化中,差距被视为不公,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历史经验向我们指出,只要国家足够强大,可以克服阻力、采取相应措施,它就至少能遏制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人们需要更多的补偿性及预防性国家干预。此外,在许多地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大众的敏感度提高了,他们提出了更多要求,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种势头应当继续发展。政治制度通常只能承担一部分必要任务。经济及社会弊端能否引发社会运动或国家干预取决于以下因素:大众是否习惯于抗议、大众的参政水平、政治制度的特征。成功的社会运动和国家干预能改善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增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十九世纪末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很难采取类似方式改良当今的资本主义。当今的资本主义影响力跨越国界、全球化程度日增,然而我们并没有相应的跨国的、全球化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尚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