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来自美联储和美国圣母大学的经济学家发布了一个名为《美国国内移民》的工作文件。在这个文件里,他们总结道: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内部移民就开始显著下降,与前一个世纪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美国内部的人口流动比以往少了很多。
上述文件和以往的研究都显示:国内民众迁徙人数整体上都在下降,从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到辍学者都是如此。富裕群体的迁徙比以前下降了很多,贫困人口更是如此。不管是富人区还是贫民区,内部迁移都在下降。
研究者们拒绝接受任何既定的关于人口流动性下降诱因的结论。正如汤姆森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上所写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全面且合理的解释,并且对于这种内部迁徙现象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也尚未达成一致。
然而,结论的不明确并未削弱人们关于衰败社区命运的争论。现在正逐步达成一致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待在原地不动,他们也只能责备自己。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争论来自作家凯文?威廉姆森,他在2016年的文章中写道:“这些规模逐步缩小的社区注定走向灭亡。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他们称之为负资产。”对于凯文?威廉姆森而言,解决办法显而易见。他们需要真正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真正的改变,这种真正的改变意味着他们需要U型牵引。
最近这方面的争论好像变得越来越激烈。三月上旬,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主席亚瑟?布鲁克说,那些老年人被转移或被永久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迁移的频率越来越少。过去当布鲁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美国人的内部迁徙十分频繁。待在原地不动是不符合美国人性格的,会被周围人厌恶。布鲁克暗示了待在城镇里是因为人们的家庭住在那里,人们已经在那里度过了大半辈子,或仅仅是因为人们热爱且留恋那个让人进取心不那么强烈的地方。
他上述言论的逻辑是“美国是一群先驱者用大篷车开拓的领土。”如果美国经济再度波动,为了所有美国人的利益,其中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做,那就是让人们内部迁徙更频繁一些。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今年出版的书中《满足的阶级:自食其果的美国梦探索》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科文在书中强调逐渐下降的内部迁徙,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而言,都一样令人担忧。美国报纸的头条标题写道——《美国潜在的威胁:人们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其他报纸的头条标题写的更为夸张,比如——《美国的工人是如何变懒惰的?》,这个标题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引起了轩然大波。4月25日出版的《旧金山纪事报》某栏目的标题写道——《美国人既懒惰又自满——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整理包裹、开始迁徙,这被看作是个人应对就业市场的一种方式。上个月底的《纽约时报》写道:作者和纽约大学的新闻系老师苏卡图鼓励大家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国外去工作。他倾向于说服富人迁徙。他认为富人可能会对中国的一个商业试点项目感兴趣,该项目在中国一年可以赚到300,000美元,低收入人群也是如此。他还注意到,那些贫民群体在墨西哥自动化工厂1小时150比索的工作不同于在底特律1小时40美元的工会工作。如果你在斯克兰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城市)一小时可以赚8美元,你就会过得更好。
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我在思忖这是否是一种讽刺。这使我想到了我很熟悉的约翰?欧塔尼。他并没有打算在墨西哥开飞机或制造汽车。我了解到约翰一直在阅读我写的书《玻璃房子》。约翰和他的妻子温蒂十分挣扎。温蒂在一家快餐店工作,约翰却经常失业,或是在仓库做一些临时工,或是帮忙装卸货车。
“这并非U型牵引问题,而是关于技巧、联系和其他一些使重新定居能够成功的一系列问题。”
2015年的11月,当我离开兰卡斯特时,约翰打电话向我咨询一些建议。他在考虑驱车3小时到肯塔基。可是他不认识肯塔基的任何人,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更不确定能否支付得起汽车旅馆的费用。但他告诉我,他可以睡在车里。
我问约翰,“假如你找到了一份工作,那然后呢?”
约翰回答:“我可以租一间房。”温蒂可以留在兰卡斯特继续她的工作,并照看他们的平房。
约翰知道他不能把房子卖了。仅仅是因为那座房子需要整修,还因为小镇里的房价市场。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卖到四万美元。所以他在协调各方面因素后决定自己和温蒂分开住。
我问约翰:“为什么是肯塔基呢?”
约翰在兰卡斯特的牧师认识在肯塔基的牧师,因此,约翰希望他的牧师能够和肯塔基的同事联系一下,并为他提供一份工作。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牵强。我在脑海中想象着约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睡在他的车里。
尽管布鲁克和其他人从未认为迁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些问题他们似乎也无法回答:迁移到哪里呢?迁移到别处以后做些什么呢?像约翰这样的人,他在俄亥俄州的工作机会和在肯塔基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搬到肯塔基以后,他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改变。
事实上,经济学家发现了美国经济正在衰退的事实。正如大卫2014年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文件中写道:各州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集中。但是,社会各界对国内移民次数是否正在减少,减少了多少还在争论。正如经济学家山姆在2012年的研究报告中写道:美国周围的劳动力市场变得十分相像,都需要特殊能力并且都能满足特殊需求。因此劳工不需要再特地迁移到特定的地方使他们的回报率最大化。
特殊能力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尽管比以前迁移少了些,但仍然比高中学历的人在这个国家周围走动的机会要多的多。那些研究领域深奥且具有批判性专业的人,比如一个生物学博士,他就更有可能在各个城市之间随心所欲的迁徙,尽管这些人的工资并不高。但这类工人总是十分抢手,而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可以胜任约翰从事的那种工作。
另外,迁徙到另一个州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根据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肯楠和詹姆斯开发出来的模型分析,这其中的代价将会十分巨大。因此,迁徙的代价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迁移到更富裕一点的地区意味着在那里的租房费用将会大幅度增加,即使迁徙者自身的收入并未大幅度上涨。
美国人对这些促使迁徙的原因有些许不满。
另外,离开城镇也意味着离开了他们身后的社区。约翰和温蒂在兰卡斯特周围还有家庭、朋友、以及教堂的熟人,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的帮助过他们。约翰有一个可以帮助他找到工作的咨询师。温蒂已经有了一份工作。当地的一个名为“友爱资助”的教堂也帮助约翰偿清了高息贷款。因此,尽管约翰并没有太多的钱,他们夫妇俩也拥有一定量的社会资本。
长久居住在同一个地区也会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一位单身母亲的母亲可以帮助照看孩子,如果她离开此地后就需要找人带孩子并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些正在找工作的人或许在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所在地会得到更好的机会,因为他们的亲戚朋友可以帮助他们四处打听,并及时地将好工作推荐给他们。
阿波戈尔是圣母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几本专注迁徙课题研究著作的合著者,在他看来,“国内迁徙并非U型牵引的问题,而是关于技巧、联系和其他一些使重新定居能够成功的一系列问题。整理好所有行李事实上比U型牵引耗资还要大。”
这也是一个关乎幸福的问题。或许一些人可以在其他城市和地区挣到钱,但还有更多的身在兰卡斯特的人们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很多人也在试图恢复家乡的活力。这难道不是一种满足或积极的市民责任的体现吗?
美国民众国内迁徙次数的减少要归咎于懒惰和缺乏勇气,尽管我所了解到的那些在兰卡斯特打两到三份工的人或许会不同意。美国人重新出发的新动力中带有些许不满。比如像约翰? 欧塔尼这样的人和那些无助的城镇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留下的“后遗症”。多年来,这些城镇被那些认为“纯自由市场毁坏社区”的人们称为“中心地带”和“真正的美国”。现在他们没有选择探寻真正的原因,而是正告诉人们整理行囊、赶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