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创客+选人选点做乡村”计划进阶培训分别于2016年6月4-5,17-19日在奉化市开展,理论课特邀夏铸九、刘可强两位学者讲授,案例课由王惠民、曾志华,张力亚、廖永坤,邓海、鲍瑞坊,分成“规划者+基层干部”或 “专业者+在地人(创客)”的授课组合,六位老师以不同身份、视角阐述乡村发展过程及困难点。《》特将讲师授课内容整理成文,以供广大读者分享。
参与式设计所激发的地方之美
——浙江龙泉溪头村八棵树公园的故事
王惠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的一个偏远山村的发展故事。这个故事从八年前一个简单的村口公园设计开始,当时是因为一位市长对于所谓“参与式设计”精神的向往和认可,以及一些乡级和村级干部的热情投入,使得我这个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有机会来尝试这样一件意义非凡的工作,最后竟然演变出这个村庄发展的巨大改变。过去的八年间,溪头村不但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最美村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且获得全国性的“美丽宜居示范村试点村”、“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称号与荣誉,而如今已进入4A级景区的建设和评审程序。
这个故事的起头和延续过程,大约和“新农村建设”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是同步的。而回顾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除了最初市里和乡里对“参与式设计”的全力支持之外,我认为最难得的是八年前的那位年轻村长,他能把自己爱乡爱村的热情变成一种积极的行动,让村两委的工作模式转型,且受到村两委和村民的拥戴,从村长再到村支部书记的工作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所累积的基层工作经验,在乡村发展领域是非常难得的,近年来也已在许多乡建平台分享经验和观点。他是和我今天一起来说这个故事的溪头村曾志华书记。
参与式设计的起始条件
王惠民:首先,我想说:在“参与式设计”中,设计师并不是像做一般的设计项目一样﹐只关注于自己的设计创意或是合同甲方的指示。他的心思更多的在关注这个设计成果和它所在的土地,以及它与真实使用者的关系,不论是在设计过程、施工过程、完工之后。换句话说,对于一个从事参与式设计的设计师而言,理想的设计过程与成果,就像是一个点火行动,点燃人们的热情去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并且愿意主动而且持续地投入与维护。
但是,要能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当前社会的设计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合同甲方(开发商或政府领导)和乙方(设计师)所决定的,使用者(老百姓)很少有发言和参与的机会。而且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发展惯性,使用者也似乎接受了这种无奈的被动处境,默默地接受领导和设计师所决定的设计成果。
不过八棵树公园的案例比较特别与幸运,当时的龙泉市长梁忆南先生对于乡村发展建设自己原已做了很多探索,并且寻找着实践的机会。当他知道我以前长期在台湾宜兰的乡建经验后,推荐我去溪头村用参与式设计方法做一个村口公园的设计。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合同甲方,也不可能让我这个合同乙方有这个机会,让八棵树公园的设计过程,变成一个能够和地方干部和村民共同讨论与决策,最终在溪头村点燃村干部和村民的集体热情的这个结果。当然,当时的宝溪乡书记林先龙、乡长周义泉、溪头村书记吴美云、村长曾志华,都是共同推动这个项目的重要环节。
图说:设计师多年后重返八棵树公园
八棵树水岸记忆的浮现与共鸣
王惠民:回头看八棵树公园之所以成功的引发了溪头村的后续发展,大概可以归纳为几个因素:首先是设计的起头获得共识,二是设计的内容和形式来自村民的真实需要,三是村民参与了施工过程,四是完工的时候发动了一场节日般全村庆祝活动。
溪头村是浙江南部靠近福建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木材加工是当地重要产业,所以我初到现场勘查时,基地上堆满了木材加工品,我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只有它邻近的一个河道转湾口,以及沿着河堤有八棵高大的树木。基于一种环境观察的经验,我感受到这些树与河的重要性。于是当得知没有基地测量图时,坚持当场要人去拿皮尺,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八棵树和河堤的横竖距离做了一个记录。在我准备离开前,当时的周义泉乡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这基地最好的是那八棵树。这八棵树很美,应该至少有60年吧!结果他身旁一位60岁左右的老驾驶员突然开口说:不只60年了!我们从小就在那些树下玩大的,而且当年就听老人说树已经60年,现在这些树应该已有120年。
图说:八棵树公园设计前的基地状况
图说:八棵树公园设计阶段用于与村民讨论的资料
两周后,我们带了一个讨论的草案回到村里,题目叫做“八棵树的水岸记忆”。乡和村的领导事先已把村委和热心村民召集起来,方案的讨论从傍晚后开始,一直持续到将近午夜。过程中大家极有兴致地回忆起这八棵树的故事,因此对于这个公园的讨论,一下子也变得出现很多想法,像是老人的晨练、下午的纳凉、傍晚的散步、腰鼓队的练习、喜欢看到的花……,他们心中的想象似乎活跃起来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把汇整细化过的方案再拿回村里讨论,而且每次越谈越晚,经常超过午夜时间。最后定稿的设计方案,为了满足大家所提的各种活动需求,原定基地面积不足,乡政府协调把基地扩大,并向上级争取更多的工程经费。另一方面,村委们担心争取不到足够的经费,带头发动了村民捐款。
图说:八棵树公园方案现场讨论
图说:村民捐款
在施工过程中,村民和村干部也做了很多投入和参与,例如短墙和台阶所需要的鹅卵石,是当年一位女大学村官,带着村内妇女按工程需要的多种尺寸,从河道中挑选出来的。而鹅卵石弧形短墙和台阶的砌法,是村里干过工地的老人多次实验的结果。又如那两座木凉亭,是从附近村找来大木师傅,按照村民想的传统样式建造的。村民和干部的参与施工,大大地加深了大家对于这座公园的情感,虽然有些村民是以工人身份拿工资的,但他们工作时的心情仍然是像是在为自己的村子做事。
图说:八棵树公园开工典礼及庆祝活动
图说:八棵树公园现场施工
工程完成时村里举办了一场完工典礼,那日是阳光明媚的冬天上午,梁忆南市长亲自上山来主持,村里的各种军乐队、腰鼓队、舞蹈团、舞狮团在新建的公园里和村内街道上游行表演,整个公园里挤满了年女老少,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和阳光洋溢在一起,像是为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春节预做庆祝。典礼完成后,许多村民还留在公园里,像是在试用一个村里新弄来的大家具,小孩子则早已带着滑板来检查地面的平整度。当天晚上,在村委会前的道路上,摆了数十张桌子来全村聚餐,餐后在刚整修好的大会堂里又举办一场同乐晚会,演员多是由乡政府干部自行登场,带动了从头至尾不绝的欢笑声。而这场聚餐和晚会,是在设计一开始时就和市长约定的,为了让村民换一种心情来看待所谓的村庄建设,而感觉到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建设。
图说:八棵树公园完工典礼及庆祝活动
图说:村民在八棵树公园完工约三年后的日常生活景象
八棵树公园完工之后,乡政府对溪头村改造产生了信心,请市里再让我们为溪头村做了一次全村整体发展规划。我们派了一位同事驻村三个月进行全面访谈和意见收集,探讨全村建设的架构与内容。规划完成后拟定了许多执行项目,但执行的经费一直没有着落。这时曾志华村长按耐不住了,他常常与我联系,说村民打造村庄的意愿很高,不能因为没有经费而停顿或冷却下来。于是他问我,是否可能没有设计费,不用正式图纸,哪怕是草图或现场指导的方式,协助他们继续推动一些建设。于是他利用各种零星的村庄建设经费,启动了一种“有多少钱干多少事,但每件事都需要以村的环境特质为基础,以村民的需要为目标”的建设模式。而设计师,可以是顾问或义工,可以是乡建指导员或荣誉村民。我被他的积极性所感动,也为自己被称为荣誉村民而自豪。于是从“河里养鱼”和“活水进村”开始,一步一步地用他对于“乡村之美”的领悟,带着村委和村民,开启了对于自然生态、历史人文、村民经济、村民公约等各方面的尝试。虽然许多地方和之前的整体规划有所出入,但整体的体现却更为落地与精彩。请曾书记再多介绍一下溪头村后来发生的事情。
回望百年:石与鱼的生态修复
曾志华:首先,我们做全村的生态修复工程。第一个就是大石头还原工程,我们叫它“回望百年”。我们这里靠近闽北,平时雨季比较多。这边盖的房子下面一米都是用石块,河道里大的石块已经没有了。我们经过三四年谋划,从山上找了大概一千车的大石头,投到全村的河道里,经过几年大水冲刷,它就自然了。
我们村里最精彩的其实是河道里的鱼,约有十多斤大,整个水域都是。后来我们能吸引很多人来看这个村庄,代言人就是这些鱼。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把鱼放到河道里自由生存,为了给鱼做家,就把大石头放回河道里,形成适合当地野鱼的生存环境。但是因为这种小溪鱼很好吃,一到夏天全被人电光了。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来护鱼。第一个办法是找村里面最会电鱼的人,要他们支持护鱼行动,然后要他出点钱一起去买鱼苗。买了之后,到寺里去请和尚来施法,谁要是把这鱼吃了,肚子是要痛的。再一个办法就是要每个人捐钱,在捐钱过程中,最需要的是群众参与,哪怕这个参与是有一点点被动都没问题。无论捐5块或100块,都可以自己捞一碗鱼去放生。那么这几百号放生过鱼的人,就会不好意思再来抓鱼。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村民公约的形式,授权村两委可以对这种违规捕鱼电鱼的人罚款。我们也不罚钱,就罚鱼苗。第一次抓到的时候,记得是罚他放6000块钱的鱼苗。原本我们开价是要罚他3万块钱,让鱼的高度上升到神的高度。而且我们是村规民约,不是法律,就是要你把河道里的鱼都补上来。现在基本上我们村庄就是大鱼可以吃,小鱼苗整个农家乐体系是不允许烧的,因为鱼是我们村庄的代言人。现在我们已经约定俗成,无论上大学、当兵、结婚,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往河道里放点鱼。
图说:大石头还原工程
图说:村民与鱼的和谐共生
把村庄做得更像农村
曾志华:第二个工程是整顿进到每家每户的溪流,我们叫它“活水进村体系”。之后我们还造了萤火虫峡谷,整个山谷白天可以欣赏荷花,晚上可以看萤火虫。其实我们这几年做的设计,就是把整个村庄做得更像农村。我们村庄有两位代言人,鱼和萤火虫。这里有没有谈恋爱阶段的同志啊,你们可以去我们村里看萤火虫,找到初恋的感觉,很浪漫。
图说:活水进村体系前后
图说:活水进村后的日常生活景象
我们村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生活化。在桥上村民有人晒被子,领导来了,我们也还是照样,聪明的领导都知道,这才是最生活化的样子。我们对生产和生活场景的控制都是比较在地化、生活化的,包括我们的绿化,我们不会从别的地方买苗木进来,就从我们自己山上挖下来种。可能农村的绿化就是边上有一个坟,然后还有树,一些茅草,这就是我们溪头村。后来跟着王老师的脚步,去看了别的村庄,他给我做了一些指导,因地制宜,这才真的有意义。
图说:村民生活场景
龙泉青瓷命脉的传承
曾志华:瓷文化是我们的魂。因为我是龙泉人,有义务把这个推荐给大家。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是用老龙窑柴火烧制龙泉青瓷的传统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全球唯一,非常了不得,是有钱也买不到的金名片。我们村庄出产的瓷是龙窑青瓷产区的60%。我们有13座龙窑,其中7座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古龙窑群落,这是非常具有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可以说龙泉青瓷命脉就是我们这个村庄传出来的。1957年的时候,国家五大名窑基本上都停工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恢复青瓷生产,浙江省工业厅厅长到地方上来找瓷器时,发现龙泉青瓷在市面上都找不到。因为当时还没有路,到我们村庄有62公里,人走进来到大山沟里面是很难的。当时这位工业厅厅长走到我们村庄的时候,发现我们村庄有十几个老艺人在做高仿,假亦真真亦假。从民国开始,就一直延续这个仿古形制工程,我们整个村庄就称为“官窑”,这是不容置疑的。蒋介石先生还亲书了“艺精陶坊”四个字给我们村。蒋先生就是奉化人,奉化人真的是很有见地。通过蒋先生把我们村庄和这边联系起来,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我只是藉这个例子讲一下历史地位,真的细讲,龙窑是讲也讲不完。
图说:青瓷龙窑
竹建筑的激荡和它所带来的反思
曾志华:后来我们举行龙窑复烧的时候,世界陶艺协会主席珍妮特带领人来看。当时另有一批国內文化界的人士同來,对于我们村的环境很感兴趣,其中上海的葛千涛老师,跟亚洲建筑协会联络,帮我们村庄策划国际竹建筑双年展,邀请世界著名的建筑师,在村庄打造了10多栋建筑,像日本的隈研吾、越南的武重义、德国的安娜、哥伦比亚的西蒙、清华大学的李晓东都包括在内。武重义是越南建筑的教父级人物,世博会国家馆就是他的作品,而隈研吾的设计则是国内和国外建筑师文化冲撞所造成的新作品。还有杨旭做的龙窑酒店,他是哈佛回来的,在整个项目中作为总体规划师的身份,但是项目进行到中间部分他得了癌症。这个房子现在拍照时显得很乱,是因为想在他去世之前把这个房子做起来,当做是对他的纪念。当时我们跟王老师约定好,任何进村项目都希望王老师帮忙把关,做为我们整个村里面的技术咨询的总体负责人。但他对这件事好像有些疑虑。
图说:竹建筑提供的多样性营造手法
王惠民:我听说“竹建筑”要进来时原先感到很疑虑与排斥,因为我认为溪头村的村庄自主发展意识刚刚起步,并不适合在这个阶段植入太过于前卫的外来影响。而且我很难想象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精英能够在村里延续参与式设计精神來做设计。我把这个疑虑向村和乡干部反映,他们听懂了我的疑虑,但最终仍然对这种与国际对接的可能性充满期待。虽然在过程中,我原先的疑虑变得更加明显,但很难得的是,曾书记和村干部和村民,从国外设计师运用材料的手法和创意的造型,仍然拓宽了视野,啟发了灵感,让他们更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既有村庄特色又有创意的做法。请曾书记说说这段反思的经验。
村民自创的“群众自然垒法”
曾志华:我们的乡愁小道用的是垒石路,最早用高压水泥砖做过一段,也用机切的石板路做了一段,再用自然的大石法做一段,最终演变到这种垒石。我们村庄的东西越做越土,现在表面已经看不到水泥,改成做仿石墙,就是做好后局部敲掉,然后再上青苔。修旧如旧的感觉,在我们村庄算是坚持得比较到位的,到现场看这些石墙,会以为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做的,可以说是“愈做愈旧”。后来我们摸索出一些现代的做法,像垒石最早我们用的是八字石,后来用的是尖头朝外的,然后还可以平头朝外的。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模板了,模板的东西还是不够自然。我们现在搞了一种叫做“群众自然垒法”,就是村民觉得这个围墙应该怎么垒,就让他们动手来垒。当他们很用心的去垒的时候,怎么弄都是很地道的,只要我们材料选择上不要出错。材料要是选错了,哪怕你工法再好,怎么做都只有59分。如果材料选对了,你怎么做也不会错太多。平时想做个菜地,只是想做个挡墙而已,那就是很生活的,过了两年自然就很旧了。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每个村庄都会有不同文化,不同的沉淀。像李家大院的修复,我们就没有再去粉刷它,这就是历史。
图说:“群众自然垒法”
这个水碓是在遗址上重新做的,我们在旁边搞了一家“田头音乐吧”,没有挂牌。现在溪头所有包括八颗树都没有挂牌,为什么不挂牌呢?我们这个叫留白,到一定时候我们整体品牌打起来了,整个连点成面的工作做起来了,再统一打4A或国家宜居示范村,统一来为村里每个地段命名。我对村庄的理解是,在还没有想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即使政府给你一千万。否则这钱花完了,村庄也毁了。真的要把自己村庄的特点考虑好,先谋后做。我们吃过一个大亏,因为之前做了3700平方米的石板路,由于当时没钱,70几块钱的石板买来,非常牢固,村民也非常喜欢,但是对我们村庄对外宣传还是有影响的,就是文化高度不够,因为农村失去了本真的东西,就难以生存,容易雷同。做村庄一个是要有发展当地的眼光,要把自己最美的东西拿出来,另一个就是工法、材料很重要,而表达形态就需要设计师进行设计。
上得了厅堂,做得了流氓
曾志华:我经常跟村干部讲,要“上得了厅堂,做得了流氓”。一方面以王老师为师,也要可以和国际的设计团队交流学习。以前王老师来到龙泉,常和他喝啤酒抽烟,对谈一宿到凌晨,其实我是在偷师学艺。另外一个方面,在村庄还要做得了“流氓”。村庄拆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村里有些人还有有些影响力的,拆迁的时候我们有时还要“带着铁棒”去处理,村干部真的很难,对这类人既要软又要硬。我们现在得出一个道理,就是想办法团结绝大部分人。
接着来说本村一个拆迁的案例,大概是2万平米,有161栋房子,实际使用价值不高,闲置在那里对村庄的破坏性蛮大的,我们就全部清出去。现在看来就只是两张图片的转化,当时拆的过程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吵架,吵到凌晨一两点。这个事情最早我们也很犹豫,因为当时村民都在怪我们。有位老太太我拆了她两次房子,她骂了我两次,在大街上吵了两次架。我当村干部之前从来没有跟村民吵过架,当了村长以后,反而是村长跟流氓都分不清楚。有一次,当时的市委书记,现在是省常委,到我们村庄来,我们动员全村准备好迎接。他临走的时候,抓住这位老太太的手跟她聊天。当时我想我今天要死在这老太太手里了,她肯定是要讲我几句坏话。讲我坏话不要紧,就怕影响市里对村的看法。有人问那老太太,你知道今天来的人是谁吗?老太太70多岁了,竟然还很清楚地说:今天那么多人一起来,肯定是市里书记了。市委书记问她,现在村里做了那么多的凉亭,养了这么多的鱼,这些东西做起来,你感觉怎么样?这位老太太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说,这几年政府对我们真好啊,每个月可以领到100多块钱养老金,我儿子都没有给我这么多。第二点是村里面做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我都想多活几年。然后又问她,这个村委书记怎么样?老太太说这家伙很尊重人,很会做事情。我听了非常感动。老太太就指着市委书记说:“你管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管村书记,一级一级管得好。”。这个市委书记很高兴,老太太跟他聊天的照片也上了报纸头版。没想到我当时最担心的事情成了这个考察中最精彩的部分。送走领导之后,我开始想,为什么我跟这位老太太吵架,她还愿意这样说?她不是舍不得我这个人,她是舍不得讲自己村庄坏话,人都是有激发自己是主人的情怀。
图说:上畈区拆迁前后
图说:清理后的农田营造为赏荷池
农家乐与在地生活的风趣
曾志华:再讲一下我们村翠花家的农家乐。她之前是在村庄大街上开饭馆,原先农家乐是想在街道上做,估计客流量较多。但是我们看了她的老房子以后,花了三个月时间建议她把房子建到偏僻的河边去。当时我们给她做了一张设计图,是砖混结构的水泥房,上面部分加了木头,造8个房间,建筑的外立面是用柴火堆起来的,材料的运用不违反村庄总体原则,让人感觉来到这个村子会想去看一下。用做生意的角度来讲,如果引不到客人到你的店里来看一下的话,那就谈不上成交率了,更不用说游客量了。我们给她一张设计图纸,鼓励她自己出50万块钱,结果一年半的时间,这50万块钱的投入就全部回收了。
图说:翠花家农家乐
做东西关键是思想的改变,农村人经营民宿,其实不一定是要花很多钱才装得好。很多时候当地的家具怎么摆才是关键,如果摆得好空间也会很漂亮。第一个,要依托于旁边的环境。其实农村的民宿,卖的不是室内空间,而是跟着室外空间走的,这个我们深有感触。像安缦法云,像我们丽水的过云山居,都是跟着环境走的。第二个是外立面的改造,原来是很机械很古板的,现在我们改成了木板青砖。青砖是我们当地的建筑风貌,这也是王老师当时帮我们总结出来的。
现在想想我们当时,真的是跟小学幼儿班一样,现在初中是有了。整体来说,当时我们真的没发现自己的村子和别人有什么区别,他们以专业的眼光发现我们村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看的。一定要去发现自己村庄的文化底蕴,而且要有自信。一个村庄最关键的点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有了,高度也就做起来了。时间一长,人家会来学你。
我们这里有一间民宿,叫“老村长民宿”,隔壁这间叫“老老村长民宿”。我取名字是很注意的,最重要是要能跟他结合,因为这两个人有一个是老村长,有一个确实是老老村长。注册时工商注册不了,老村长已经注册了,那么老老村长就注册不进去。那我就去工商局协调,明的叫老老村长民宿,暗地里又有另外一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是很需要的,第一个,他们就是建设的主体,如果我把老村长和老老村长挂在门上,就起到了吸引人关注的作用。老村长和老老村长民宿,其实就是让村民有参与度,让他觉得他才是真正的村庄主人。并不是现在我当书记,就以我为主。
像我们村里有一个赤脚医生,他现在开农家乐,我们就给他取名字,叫“华佗掌勺”。现在华佗改烧菜了。医生的最高境界是讲药膳,做滋补品。有一户人家叫陈莲,恰好在荷花池旁边,我们叫它“莲舍”。还有一个人叫陈先寿的,我们就把他的名字拆开叫“老陈叫先寿”。他儿子叫根生,广告词就叫做“根生,你爸叫你回家吃饭。”这个其实也是很普遍的做法。我们给华佗家里做的广告词是“不会烧菜的老板,不是好医生”。菜烧不好,药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鼓励他把每道菜都烧好。核心就是王老师讲的全民参与。讨论有的时候会觉得越讨论越乱,但是真的不要怕问题浮现出来。村庄也是一样,哪里村民多就往哪里去。你走不到村民中去,就很难去做村庄。
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反过来会想念王老师?我们另外又做了几个规划,当时因为具体审批需要没有叫王老师。他们到村里转了两个小时后就回家了,到现在整套方案已经出来了,总共收费是七八十万块钱,是王惠民老师收费的三四倍。记得当年王惠民老师当时派来一位驻村的黄老师,她从观察死人的下葬要多少人,绕着棺材怎么转都记录得很到位。我觉得这就是民俗,我们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的,最终都是要死的。
村庄改造的主轴线
王惠民:曾书记这么多年的自我学习和付出,使得溪头村获得了多方重视,当年那种有规划却没有经费的状况似乎已经过去了,建设经费对溪头村而言不再是困扰。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维持住当年那种对于乡村自然生态和人文的情感,不迷失于过度的建设。特别是溪头村被纳入旅游景区之后,各种新的设计是否还能延续参与式设计的精神和方法,照顾好村民的感受和需求,以及村原有的纯朴风貌,而不是退回到原先的决策和设计方式?
曾志华:现在政府经费进来了,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村里外立面改造,一期安排就是500万,一栋房子两三万整建全部免费,时间一长,如果这个免费那个免费,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村子做好了,景色漂亮了,人心却变了,变成就等着村里帮他做。其实我觉得村干部和乡干部这两点引导是很重要的,村民必须是主人,主人要是不愿意做,我觉得可以不做。如果主人真的愿意维护好,这样做才值得。一个村庄的主体不是村干部,而是群众,我们只是做引导,怎么样把先进的理念引进来,和当地的做法结合起来。
另外,现在农村的真正危机之一是教育资源的流失。我们为什么要做小学校门?当时王老师的设计概念是,小孩子入学时比校门矮,等到长到跟校门差不多高的时候就可以毕业了。校门从规划到实施,总共5年时间。不要小看这个项目,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需要处理,这么一个小小的校门就做了5年,因为要跟教育局沟通。我们的感觉是,教育局过去为了对学生安全负责任,总是把学校的围墙和大门做得太过于封闭。但现在人在这种钢筋水泥丛林生活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乡村的感觉。这么小的校园如果校门还要强调庇护的感觉,那就失去乡村的感觉。所以王老师当年出的这个设计我非常喜欢,跟教育局沟通了三四年,最终这个项目落成,只是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去搞庆祝活动了。其实,不只是这个校门,我们现在村里很多元素的控制都是以农村环境为出发点的,包括路牌等等。
王惠民:你做为一个村庄发展的领头者,我们可以感受到除了之前的各种设计概念和实现手法的经验累积,还有一直在做很多向上向下的的协调工作。请你说说支持你做这些工作的内心信念。
曾志华:做村庄其实最有发言权的是村长和书记,但是我们希望全民都能参与。例如当时我们拆迁有一个顺序,首先拆我家,然后拆村长、书记家,然后是党员家,再来是村民代表家。我们签字就是这样签的,只要不配合我们进行4A景区建设的直接变为不合格党员。如果是村民,就授权村两委对这种不配合4A建设的进行强制。现在是村民最怕我们村干部,但也因此村干部的自我担当就很重要。我们现在尽量是讲情怀,少讲工资,所以我很体谅村干部。我们现在有明文规定村干部不得碰工程。整个村庄建设其实村民有村民的苦,村长有村长的苦,书记有书记的苦,这个核心问题是,村干部不能得利益,这样你在村庄横着走都没事。如果在村民中拿了利益,再讲什么话威信就已经丧失了。
我在今天的场合想说,相对于奉化的所有村庄,经济要远远好于我们那个山村,说难听点,我们丽水地区在整个浙江省是需要救济的一个地区,是最偏远,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大山里的人同样也希望自己的家里建设得漂亮起来。我们现在建设的目标就是“宜居”,非常适合自己人居住,然后才是“宜游”。如果自己人都不拥护,我们的建设就很困难,所以我们首先的目标就是“宜居”。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参与,我们的目的是让参与的人都能感受到,记住村庄的好,这个也很重要。村民也好,王老师也好,乡干部也好,我觉得光靠一个人做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是要找一群人,找一个目标,找一个理念。
我刚开始选村长的时候,就想在大街上被人叫村长多牛逼。从虚荣心开始做村长,但是到现在已经是一种承担了,好像是现在我有义务有责任。本来是今年我做完就不想做了,因为这实在是太消耗人的体力,吃不消的。但是现在看样子可能还要再担下下一届,因为现在我还放不下村庄,我想把它挑起来再走三年,等三年后4A景区做完再说。真心讲,我从虚荣心开始到现在当成担子,现在可以不计较钱的问题。最终问说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村庄,我觉得死的时候,最想葬在自己的家乡,我们对这个村庄的感情是从这里开始的,生在这里,死在这里。
我们还是回到原点上来说。其实王老师的观点我们一直都接受,已经像是一种习惯,甚至消化了。所以现在有新进来的设计师到我们村庄的时候,我们会提出要求,就是有一个“主轴线”是不能变的,如果“主轴线”变了,那是很麻烦的。
简单的结语
王惠民:那个“主轴线”是什么?也许很难几句话说明白,而在今天的对话中,或多多少少可以呈现出“参与式设计”对于当前乡村建设的有效性。但从八年的溪头村建设过程中也可看出,这个效果的实现,需要很多不同位置的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像曾书记这样为自己内心的乡土情怀,付出持续的学习和耕耘,以及更多的年轻设计师,愿意学习和投入“参与式设计”的实践道路。
曾志华:我的观点是,我们看到很多欧洲小镇是城乡无差别。但现在我们这里是很多人都挤到城里去,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几乎不可逆。包括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商机。同样10万块钱,在城里可以雇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在乡下可能找不到。我们现在做农村,很大部分确实是出于一种情怀。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文化的根在农村”,如果解决好农村问题,可以有很好的前景。现在城里人到农村里来,带动当地经济,然后藉经济的力量去做农村的重建工作,我觉得对于农村非常重要。但如果这个村庄未来都变成是外来人,那我现在就不想做了。我希望通过社区营造,能够把经济带进来,让在地这些老百姓通通先能赚到钱,这个目的是很明确的。如果有人出两三个亿要我们村庄土地,我就一口回绝。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发展方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创客可以进来,他们确实能起到很多的引领作用,他们对空间的感觉比一般老百姓要好很多。打个比方说,我们做民宿农家乐是村民谋生的桥梁,那桥墩可能就是创客。当然最终村庄如果搞得太商业化了,那就是纯景区了,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下图为与溪头村相关文章,《梁忆南:地方之美和社区营造》链接,以供读者阅读。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作者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投稿/contribution@xiangchoujingji.com
联系电话/86 21 59573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