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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转换时刻，执政党需要唤起强烈的城市意识和城市自觉，努力学习和认识城市的性质和规律，逐步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复杂而多元的城市人群，建立起新的治理模式。执政党正面临“第二次进城”的考验。这一次进城，主要挑战来自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就其难度和挑战的艰巨性而言，丝毫不亚于建国之初的“第一次进城”。

在这一新的城市管理视野中，城市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可以说，执政党第二次进城面临的主要考验，就是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从发展主义的“GDP冲动”转向文化家园的“灵魂探索”。

城市文化的缺失，是现有体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城市文化受制于各种形塑力量的综合博弈。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力量往往决定着城市文化的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和行政力量占据主导。这个阶段的城市文化形态，也相应地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和全能国家色彩。

改革开放打开了社会的活力，但首先得到最充分体现的是资本和商业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开始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并与行政权力合作，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目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社会自身的力量仍处于发育阶段，其组织化的程度和自我治理的能力，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

很明显，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结合，由此造成的城市格局一定是不平衡的，城市文化也一定是扭曲的，不可能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规划能力非常重要，商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加入，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城市，不是一个完成的构造，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

归根到底，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仅由行政命令规定。与此同时，这种城市的精神也不能仅由商业力量来表达和支配。它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一座城市文化精神的最终形成，应该有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过程，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无法形成城市精神，同样，靠市场的无形之手也无法建构健康的城市文化。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协调，是城市文化塑造过程中的一个新命题，也是解决文化涵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而在目前阶段，在社会力量未充分发育且尚未找到合适的参与表达渠道之前，应该善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制约资本力量，由此达成一个大体均衡的城市格局。

实际上，涵养城市文化可以与新一轮的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理由很简单，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地区进行文化建设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是，在一个大规模的开放社会里使陌生人再熟悉化。也就是说，在单位制瓦解之后，如何塑造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和载体，来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这无疑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可以参考在传统社会里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机制，比如乡约。一些条件具备的城市社区也可以在居住小区和邻里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学、制定社约，居民互相交流、诵读经典。由此，城市人群可以摆脱去组织化的原子个体状态，而获得一种团体性的文化生活。再比如，风俗和节日是塑造和确认社会团结的一种有力形式，也可以多种形式发掘这些传统节日的意涵，使之融入现代都市生活。

要紧处在于，这种文化建设是非商业化的，是立足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存在和维系的东西，它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和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价值观。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城市文化，我们会发现城市文化不仅发育不足，而且也过度商业化。如何在饱受资本和商业渗透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一条可行的文化建设路径，将是城市文化发育的重要课题。

原文来自：凤凰财经 中国产经新闻报 文/程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