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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在华盛顿地铁麦佛森广场站冰冷的街道上避风度日。该站就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附近。

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障碍无疑是美国政界最难摆脱的阴影。不过，美国不同地区的社会不平等情况相差颇大。

研究该方面的地理学家对不平等现象众说纷纭，但大家似乎都对其中几点有着广泛共识。华盛顿大学地理学家理查德·莫里尔（Richard Morrill）就该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strong>全美最不平等地方集中于最大的城市中</strong>。

他同时还发现，乡村地区中也散布着一些社会不平等严重的地区，比如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里奥格兰德河谷（The Rio Grande Valley）以及美国西南沙漠地带中的部分地区。

莫里尔的研究成果无疑否认了一些城镇化支持者口中的神话。他们认为人们聚集一处，将有利于创造一个生产力更高的“创新经济”，并且营造一个社会向上流动性较好的环境。2013年哈佛大学的一份社会流动性报告受到不少关注，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内的机构引用。这份报告，和其他类似研究都常常被用来证明高密度城市地区的种种好处。但研究真正显示的是，社会向上流动性最好的地方通常是城市蔓延（Urban Sprawl）比较明显、交通便利的城市地区。此类例子包括盐湖城（Salt Lake City）、北达科他州俾斯麦（Bismarck, N.D.）、北达科他州扬克顿（Yankton, S.D.）和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 Calif.）等美国大平原上的小型城市。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大卫·金（David King）甚至调侃道，贝克斯菲尔德可以说是城市蔓延的标准范例。

人口学家温德尔·考克斯（Wendell Cox）则指出那份哈佛研究其实发现，<strong>人口平均小于10万的通勤区（类似于城市地区）有着最高的平均社会向上流动性</strong>。
<h2>奢华的城市</h2>
大多数研究的结论都同意，大型城市中心通常是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地方。这些中心曾经是民众向社会上层阶级流动的必经之地，但如今的“回城运动”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是一个创造机会的过程。诚如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所言，城市居住更像是“一种奢侈消费”。要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应该专注于源自极富市民给城市其他阶级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对于我们所谓“最成功的城市”，记者西蒙·库珀（Simon Kuper）形容说，这些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门控社区，而那“1%”封闭在其中不断自我繁殖。

而要寻找社会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社会阶层两极化的地区，那就得看北美密度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地区——曼哈顿。1980年，曼哈顿在全美收入不平等排名中名列第17名；而如今，曼哈顿已经成为大型城市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不过，例如埃德·格莱泽（Ed Glaeser）等城市学家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也许还是不该庆祝。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测量社会不平等的最常用手段之一。基尼系数下限为0，表示社会完全平等（社区中每个人收入都是一样的）；上限是1，表示完全不平等（一个人拥有所有收入，其他人什么都没有）。曼哈顿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是0.596，比彻底终结种族隔离的南非1994年大选前夕还要严重（美国平均基尼系数是0.471）。世界银行（World Bank）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定了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榜单。而如果曼哈顿是一个国家，那么它将在其中高居第六位。2009年，纽约最富有的1%市民收入占据了全市个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比例比全美其他地区高了近两倍。

虽然不如纽约一般严重，但其他主要城市也有类似现象。布鲁金斯学会2006年（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份研究显示，从1970至2000年间，全美100大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比例都经历了急剧下降。

生活成本是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的另一份研究显示，社会不平等程度最为显著的大城市，通常也是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这包括了旧金山、迈阿密、波士顿、华盛顿特区、纽约、奥克兰、芝加哥以及洛杉矶。但有一个城市，亚特兰大并不符合此规律。而社会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地区通常都是生活成本平宜的小型城市，这包括了得克萨斯州沃思堡（Fort Worth, Texas）、俄克拉何马城（Oklahoma City）、北卡罗来纳州罗利（Raleigh, N.C.），和亚利桑那州梅萨（Mesa, Ariz.）。

旧金山，这一奢侈进步主义的堡垒，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最快的城市。收入处于最低20%的家庭，其实际工资收入从2007到2012年反而下降了4,300美元，至21,300美元。城市居民平均工资在支付更高的房租和生活成本之后，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就不剩多少了。确实，纽约、洛杉矶、波特兰、迈阿密、旧金山等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其实际收入反倒是全美城市地区中最低的。
<h2>乡村的贫困现象</h2>
不过，极端社会不平等现象并非只在城市中出现。莫里尔说，全美最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其实在乡村地区。这一点在得克萨斯州的里奥格兰德河谷，阿巴拉契亚和大片西南地区尤为显著。

但乡村地区不平等最为明显的地区，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乡村地带。有着“金州”（The Golden State）美誉的加利福利亚州是全美最富有的农业州，全州共有111名亿万富豪，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州。而加州富豪个人所拥有的资产总计达4,850亿美元，相较于全球各国的GDP总量，这数字只比24个国家低。可尽管有着如此种种亮点，加州的贫困率仍达23%，是全美贫困率排名最高的一州（排名已经经过住房成本调整），成为了利维坦式的福利邦。2012年，全州共有12%的人接受福利救助，约占全国领取福利人口的三分之一。

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农业经济机械化，工业增长被监管限制措施所阻挡，众多乡村加州人，特别是拉丁裔加州人在社会阶层中下坠。他们的经济现状比上一辈要差，而当地出生的拉丁裔居民，预期寿命反倒比上一辈要短。虽然加州内城市县的失业率依然高企，但失业率最高的地方是加州内地的乡村县。研究发现，加州的弗雷斯诺（Fresno）是国会选区中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

而在这种广泛的经济衰退中，也出现了前所未见但范围极窄的城市奢华阶层。这被人称为“自由主义下的种族隔离”（liberal apartheid）。富裕的白人和亚裔居民通常集中聚居于海岸地区。而无形的经济障碍将这些地区和加州东部通常更穷、更多工作阶级且大多为拉丁裔的社区完全隔离开来。

这种两极化的另一个例子，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窘境，则是纽约上州（upstate New York）。依据经济情况，该地区应该支持共和党的红州，但却位于民主党的蓝州中。在几乎所有和社会向上流动性有关的指标中——工作职位增长、收入中位数和收入增长率，该地区的排名在2005年前后甚至还要低于南面长期贫困的阿巴拉契亚地区。众多处境不佳的小地主曾期盼能开采该地区丰富的天然气藏。不过当地大学城中的环保主义者，以及地区中的财阀和名人（通常在该地区有供退休居住的房屋），包括那些来自纽约市的“进步左派”，合力阻挡了这些开采计划。
<h2>社会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地区</h2>
根据信奉进步主义的城市学者教条，城郊地区将会迎来大量贫穷家庭。他们挤入的独栋豪宅已无往日风光，如今廉价而破旧，导致这些地区变为“城郊贫地”（suburban wastelands）。支持城镇化的人士，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克里斯多夫?莱因伯格（Christopher Leinberger）认为，城郊，而非城市内，会成为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而本文以上谈到的证据都显示，城市核心内贫困人口远高于城郊地区。

不过，根据地理学家莫里尔德说法，相较于城市核心，城郊地区的居民依然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大多居住于自己物业中，而这一点在城市核心居民中十分罕见。在美国52个最大城市地区的传统核心城市中，2012年的的贫困率是24.1%，比城郊地区11.7%的贫困率高了一倍多。

在2000至2010年间，美国城市核心社区中多达80%的新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而城郊地区的数字是三分之一。大多数贫困人口都居于核心这一地带，原因之一其实是大部分城市人口都住在这些地方。

而分析美国2012年社区调查数据（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ata for 2012），人口学家温德尔·考克斯发现城郊地区的家庭收入不均程度远好于城市核心。51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地区中，46个城郊地区的社会平等性（依基尼系数计算）都好于城市核心地带。

不平等中的民族因素

民族，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和极度不平等也有明显的相关性。莫里尔的分析显示和两者巨大的共同性。收入差距最大的州通常都在美国南部或西南部。而这也是非裔和西裔等历史上遭遇不公的社群最为集中的地区。

而莫里尔认为，民族比例非常单一的地区，特别是从五大湖北部一直往南到西雅图的“北欧地带”（Nordic belt），贫困程度和社会不平等程度都很低。莫里尔认为，这些地区居民有着特定的民族背景——德裔、斯堪的纳维亚裔和亚裔。他们更容易向社会上层晋升，贫困人口也更少。

一些人，例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甚至表示，血统对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决定性，比我们想象的要高——经济学家将其视为遗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的体现。这些话题并不讨人喜欢，但我们要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地理因素，才能从而找到为何如此多美国人处于经济秩序的底层的原因。